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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个叫做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了帝国北方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们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的教民。在荏平县，饥民们烧了张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界线”的，更何况世代备受压迫的他们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胆量为天下所罕闻之事的习惯。
朱红灯们的捣毁对象很快就开始蔓延。义和团们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生存与行动的需求。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帝国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终于导致了义和团的内讧。朱红灯和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和所有的首领们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亡了。虽然他在逃亡时脱下了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们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们“送了官”。12月24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城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了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后出任山东巡抚。他与毓贤的区别是，他杀义和团，而且杀得十分凶狠。对于精通军事的袁世凯来讲，和几个饥民作战不用费什么力气。他坚决地维护地方治安，鼓励每个村庄组织自卫武装，孤立到处流动的义和团并且分而击之。他发布通告：凡是“团匪”，格杀勿论。于是，没过多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山东义和团的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史学家们忽视了的一个情节：山东下雨了。
1900年4月，正是义和团“举事”的那个地界——直鲁交界处，春风鼓动起一片片云彩后，“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们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庄稼能够生长起来，比当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国农民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生活观效果极其明显。用不着袁世凯“格杀勿论”，农民们很快就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在雨后的土地里播下种子，并且可以欣慰地想像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们肚子鼓胀起来的样子了。
但是，山东那片有雨的云彩没有飘到仅百里之外的河北。河北全省自开春以来依旧滴雨未下。农民们播种的希望和所有的憧憬眼巴巴地等空了。
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河北。
河北的义和团，是造成不久以后帝国巨大灾难的主力军。
河北义和团告示一：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增福财神李告白》，载《义和团》。）河北义和团告示二：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联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河北义和团告示三：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第9～10页。）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的“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国的“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了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
4、洋人不是人
义和团的农民们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显然最初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