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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在前三章中围绕近代国家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展开论述之后，作者在第四章里驳斥了将靖国问题特殊化的“文化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借助“文化差异”理论，以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为甲级战犯开脱罪行，其代表人物是著名评论家江藤淳。
在意识到从宪法和政治层面为靖国神社寻找合法性的办法行不通后，江藤淳主张应该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论证参拜靖国神社的合法性，这也正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逻辑所在。江藤淳认为，从“日本文化的连续性”来看，围绕靖国神社的宪法和政治问题不是本质性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这就是从《记纪》、《万叶》到今天的日本历史演进过程中凝聚着的个人和民族的全部记忆，是生者与死者的“共生感”。对此，高桥尖锐地指出：第一，所谓自《记纪》、《万叶》以来的“日本文化的本源”亘古不变之说完全是臆想；第二，如果说“与死者的共生感”是日本文化的话，靖国神社为什么只祭奠日本的战死者中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不祭奠战死的平民呢？第三，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的心神感应”的话，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因为在日本的中世纪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阵亡者的习惯。不仅如此，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也绝不会予以祭奠，这包括上文提到的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三千死者。因此，作者认为，靖国神社的“祭神”不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
靖国神社既然存在上述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打开难局的方法就只剩下建立替代靖国神社并能为日本国内外所接受的“国立追悼设施”了。这是《靖国问题》第五章中讨论的主题。在高桥看来，用这种方法或许可以解决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但是，正如在第二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以政治手段谋求解决“甲级战犯”问题，将会阻碍更为本质性的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立什么样的国立追悼设施，而在于政治，也就是说，国家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如何利用或者不利用这个设施，应该防止新设施成为“第二个靖国”。
在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后来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的石桥湛三曾撰文主张废除靖国神社，因为“目下大东亚战争已成奇耻大辱之战争，几乎招致亡国之祸”，“联合国不仅要解除我国有形之武装，还要解除精神武装”。“万一（靖国神社的）祭典因联合国之干涉而被迫中止，则必使阵亡者蒙受屈辱，给国家带来莫大耻辱与损害。”在本书结语部分，高桥指出，从法律上说，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法人，所以无法以政治手段将其废除，要寻得“靖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真正实行政教分离，根除类似于首相、天皇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国家与神社的结合；在保障靖国神社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靖国神社必须答应国内外遗属们提出的撤销合祀的要求；通过自由的言论，纠正把日本近代所发动的战争视为正义战争的诡异的历史认识；最后，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靖国神社”，必须朝着非军事化的方向努力，以确保宪法中的“不战誓言”得以实现。
六十年一甲子。只有十余万字篇幅的《靖国问题》一书，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战后六十年中出现的围绕靖国神社的各种政治话语，从此，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论都无法绕开该书提出的基本论点；从此，要想求得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必须以该书的议论为起点。
无论是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国内问题的自我辩解，还是将靖国神社简单地归之于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其理论力度和视域广度都有严重的局限性。靖国神社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考虑“个”（个体）、“族”（民族）和“类”（人类）的价值。
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将以往人们对家族、地域和共同体的义务纳入由单数的“国民”建构的具有高度均质性的国家的话语装置里，将以往生活在各自共同体内的个体的人格与国家的要求齐整划一。这是近代国家的普遍特征。在讨论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国家建立过程的关系问题时，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例子极具说明意义。明治政府军的战死官兵得到厚葬，还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而与之敌对的会津藩军队的战死者只能暴尸荒野，原因何在呢？因为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死者是符合国家意志的“选灵”。死者受到的不同待遇凸显出国家话语所内含的差异性，靖国神社作为明治政府创造的“新传统”，一开始便具有这种差异性特质，因而无法从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其合法性。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在《招致理性复仇的靖国参拜》（《朝日新闻》二○○四年四月二十日晚刊）一文中，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国家神道不仅“废佛毁释”，还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屠杀。
如果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选灵”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那么日本的近邻国家便没有理由对日本的官方参拜说三道四了。可是，无论是就历史上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实际作用而论，还是就现实中靖国神社所张扬的为军国战死光荣的象征意义而言，靖国神社问题都已经越出列岛而不是日本一家独户的问题了。截至二○○四年十月，靖国神社祭祀了二百四十六万六千五百三十二个“选灵”。除去日本国内战争的战死者（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二人）外，这些“选灵”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因此，只要参拜行为不仅仅是遗属的和其他国民的个体行为，那么，有关靖国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触及日本国家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正确问题；只要怀有受害记忆的邻国国民的个体的、族群的记忆没有消失，官方参拜行为所引起的对日本国家的愤怒和批判就不会停止。那么，如果有一天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是不是就自动解决了呢？《靖国问题》一书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认识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法国年鉴派学者费罗（M。Ferro）在《监视下的历史》一书中揭示了公共历史叙述中所存在的三种沉默：第一种沉默是与正统性原理相关的沉默，书写历史的机构，无论是教会、王朝还是政党，在涉及正统性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大的“不透明性”；第二种沉默是一种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与社会共有的沉默；第三种是对难言之隐痛（加害或被害）的沉默，表现为集体记忆的丧失。对照这三种沉默，靖国神社由于坚持皇国史观的正统原则，它的历史叙述至今仍在漠视反战和平的人类普遍价值。因此，属于第一种沉默。与前首相中曾根过从甚密的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最近说，任何一个参观过靖国神社的人都会误以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因为靖国神社及其拥护者共同拥有第二种沉默，他们至今不承认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加害事实。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宣称祈祷人类和平和“不再战”，要么是选择性集体失忆即第三种沉默的产物，要么就是无视他者的存在。梅原猛先生在前文的最后一段向世人提出了如下警示：“我认为首相参拜靖国无异于想要使大教院的亡灵复活。作为一国的首相，至少应该具有倾听有识之士的意见、反省自身偏见的理性。无视权威宪法学者和宗教学者的意见，也不考虑外交影响，现在甚至拒绝司法机构的裁决而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总有一天会招致理性的复仇。令人担忧，小泉首相是不是在重蹈发动冠冕堂皇的鲁莽战争、即使败局已定也不住手、最后使得日本生灵涂炭的东条（英机）首相的覆辙。”一年过去了，又一年也将过去。在靖国问题成为热点的今日，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