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日本生灵涂炭的东条（英机）首相的覆辙。”一年过去了，又一年也将过去。在靖国问题成为热点的今日，中日关系已经冷至冰点，重读梅原猛先生的这段话，让人蓦然想起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ren Kierkegaard）在《恐惧的概念》（一八四四年）一书里写下的话：“最危险的不安是对于没有不安而不感到不安。”
“一场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拒绝与百年前的敌人握手和解的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长山内日出夫如是说。
二○○五年十二月
（《靖国问题》，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孙江校，三联书店即出）
返回目录我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研究
□聂莉莉《读书》2006年第7期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开始在湖南省常德地区进行关于日军细菌战受害记忆的研究。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最近已经整理成文，今年将在日本出版。这本题为《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的书，主要是通过介绍和整理受害者及遗属们的受害记忆，重构了细菌战对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破坏，并着重探讨了战争暴力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所形成的连锁性的破坏机制，以及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等问题。
从事这一研究的起因，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邀请我参加赴受害地的调查。
一九九七年夏，由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江门市、崇山村和湖南省常德市等地的一百八十名受害者及遗属组成的原告团，以及由二百三十四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以“二战”期间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战后长期隐瞒事实真相，和赔偿立法的懈怠等理由，把日本政府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至诉讼提起为止，有关日军的细菌战，日本、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中日学者之间还开展了共同研究。各国的历史学者们基于中、日、美和原苏联等国保存的各类史料，以及包括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日本细菌战研究者们对原日军细菌部队相关人员的访谈，从各种角度重构了细菌战的过程。这些研究涉及到日军细菌部队的建制和人员构成、生产基地的分布和规模、细菌生产的品种及数量、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等等。而且，战后美日之间进行的，以日本向美国提供细菌战技术为条件而对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免去战犯之责的交易，以及参与细菌研究的大量医学研究者战后踪迹等等，也渐渐地水落石出了。
其中，关于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战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三年历史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战史资料中，发现了原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使常德细菌战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期间，常德市内以及周围的农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发生鼠疫，引起当地，甚至邻近的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数千以至上万民众的死亡。井本日志中留下了有关对常德细菌作战的详细记录。比如是谁，驾驶着什么飞机，于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常德市区上空投放了多少数量的夹杂着染有鼠疫的跳蚤的谷物棉絮等杂物。这些记录与当时的常德县政府有关防疫的历史档案以及当地的民间记忆相吻合，而且，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投放鼠疫菌的七八天之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的事实，也与防疫学对鼠疫潜伏期及发病规律的解释互不相悖。当年常德的鼠疫起因于日军的细菌作战是确定无疑的了。
诉讼开始后，为了配合诉讼，也为了理清这段细菌战受害的历史，更是为了恢复受害者的人的尊严，常德地区的部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遗属和志愿者，大多是一些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在寻找受害者和遗属、了解受害状况及范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刚起步时，在活动经费没有固定后援的情况下，他们经常是自带干粮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城乡间，向故老们请教，去受害者家庭走访，逐人逐户地收集来了受害幸存者以及遗属的陈述书。
一九九八年七月调查委员会编出了第一本《受害者名册》，共收录了两千四百二十五名遇难者以及二十三名幸存者的名字。之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进行，尤其是当地媒体报道了诉讼的消息后，受害者和遗属主动找上门来，二○○○年和二○○二年他们又陆续编出了第二、第三本名册，受害者登录增至七千八百五十三人，分布于十三个县的七十个乡镇、四百八十六个村落。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数字和范围，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受害的规模。调查委员会规定了严格的登录标准，只有有姓有名、遗属健在、并有邻居朋友作证的受害者才可以被收录其中。死于街头或破庙的逃难民，来荒沼水域割芦苇的流动人口，洞庭湖上的打鱼人，以及全家疫死的“绝户”，或除一名幸存者外其余三百多人全部遭难了的近乎“灭门”的宗族，集体染病而死的国民党驻军的三千官兵等等，对这部分死难者，虽然老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出，但并没有被列入其中。事实上，至今为止，调查委员会已搜集保存了受害者及遗属的陈述书一万五千份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有待确认，名册的整理工作还未结束。
直到接到律师团的电话为止，我对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还一无所知。面对眼前范围大、人数多、持续久的受害事实，律师团希望我能够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帮助他们从整体上把握，理清其中的头绪，并作为学者证人走上法庭为细菌战受害作证。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寄来了常德市党史办编写的《辛巳劫难——一九四一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中提供了部分常德地方历史档案和当地史志工作者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做的调查工作，使我对常德细菌战的受害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该书序言里讲到，促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资料，将常德的这一屈辱的历史昭示于天下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新华社东京分社向国内发回了《朝日新闻》报道吉见义明教授发现井本日志的消息。
对相关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感到，如果说细菌战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与对细菌战的策划者、研究者、生产者、投放者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进展的状况相比，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对细菌武器的受害者以及施放之后的社会受害状态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而这方面的研究，对眼前的诉讼是重要的。只有将细菌战的后果、所引起的极大破坏具体而且体系性地展现出来，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
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之间出现的，包括两国民间在内的对过去的战争看法的严重对立和龃龉，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于日本来说，其社会基础在于国民比较普遍地缺少反省的姿态，而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学界都并不太了解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所到之处到底做了些什么。由此他们的视野里更缺少了一种目光，即投向日本军队刺刀下的被侵略被蹂躏的民众的目光。由于缺少这种目光，即使有一些老兵秉着反省的良知写出了当年的真实，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不少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缺乏战争反省的社会土壤及精神结构做出了很深刻的批评，但是，对刺刀下的事实的近乎无知和不关心，使这些深刻的认识很难被社会广泛地接受。鉴于此，我觉得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把中国民众战争受害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受害者们的声音传达给日本社会，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以为，细菌战受害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中日之间。冷战结束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多次战争已经广泛地成为了学界、政界，以及国际市民社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