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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音韵学变革阶段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和中研院史语所是开拓音韵学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开创现代音韵学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刘复、林语堂、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以及钱、刘、赵的学生罗常培、魏建功、沈兼士、白涤洲、王力等都曾在这几个单位工作或兼职，在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北大、清华两校开设的音韵学课程，都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阐释传统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和原理，把“绝学”改造成容易掌握的、充满科学精神的学问，培养了不少现代音韵学人才。王力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为《汉语音韵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是影响较大的教材。史语所则组织过专题的研究，支持了赵元任等人翻译高本汉的著作。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也成为南方的现代音韵学阵地，张世禄、马宗霍、姜亮夫、黄淬伯等人也起了积极作用，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读物，如张世禄《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1930）、马宗霍《音韵学通论》（1931）、姜亮夫《中国声韵学》（1936）等。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是现代最先出现的音韵学通史。另外有几所学校的音韵学课程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在古音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不过没有达到章、黄的水平。
除了高本汉、马伯乐等西方学者，日本汉学界也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路子研究汉语音韵学。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现代中国音韵学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学生小川环树、藤堂明保等都曾在中国留学，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对重纽的研究很值得重视。有坂秀世的《关于朝鲜的汉字音》（1936）及《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等文章，根据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及日本译音、福建方言，认为重纽三、四等有读音上的区别，高本汉合三四等为一类是不恰当的，他把重纽的区别归之于介音，三等有“非硬腭性”的介音ｉ，四等有“硬腭性”的介音ｉ。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也提出了跟有坂秀世相同的拟音。他们的拟音在日本被称作“有坂—河野说”。
三战争年代的分散研究
——前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转移到抗战的后方西南地区，大多数音韵学教授随之转移，在那里进行教学。音韵学研究处于低潮，但音韵学家利用地理之便，展开了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三十年代初期培养出的一批学者这时成为学术骨干，如董同、严学、周法高、张清常、邢公畹等。也有一部分学者留在敌占区的高校（多为西方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并坚持学术研究，如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事前）的陆志韦、辅仁大学的周祖谟等，陆志韦培养出了俞敏、林焘等新进人才。
此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仍然既有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又有专题的研究。前一类的代表作是董同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和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董书基本上是用高本汉的方法拟测上古音，但材料的运用和观察的深度青出于蓝，通过对谐声关系的仔细分析和用韵的考察，批驳了高本汉的不当之处；又按二十二部、三十六个声母排列出上古音的表格，把《说文》所收的九千多字和《说文》未收而先秦古籍常见的字均列入其中，成为一个音值与音类俱备的严整体系。陆书中一部分讨论中古音，大部分是讨论上古音的。在中古音部分，批评高本汉的构拟失当并改拟的地方主要有：全浊声母不应当是送气的、三等声母并非腭化音、四等韵母没有ｉ介音，又从声母和介音上区分重纽的三、四等。陆书上古音部分的特色首先是统计学方法的全面运用：统计《切韵》各韵类之间的互谐关系，统计《切韵》五十一声类在谐声字中的通转关系，以此作为考订上古声母韵母的根据。董、陆两书虽然批评高本汉很激烈，而事实上继承了高本汉的许多缺点，如同一韵部有两个以上主要元音，都给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韵尾ｄ、ｇ、ｂ等。此外，周祖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1943）一文，以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为主要材料，参考当时汴洛一带文人的诗文用韵，归纳了北宋时的中州语音系统，是从韵书韵图以外的材料研究宋代音系的先驱之作。
音韵学的专题研究呈现“各自为战”的局势，不像前一阶段那样有时大家围绕一个共同关心的题目展开讨论，但许多研究成果对以后有重要影响。
陆志韦发表过几篇研究中古音的文章，如《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前文以统计方法证明《广韵》的声类应为五十一个，后文批评了高本汉等人所构拟的中音里的“喻化声母”。抗战胜利以后，陆志韦写过一系列近代音韵的文章，有《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释中原音韵》、《记兰茂韵略易通》、《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记五方元音》等，把近代音特别是近代北音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祖谟写过不少文章，在当时发表的有《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1941）、《审母古读考》（1943）等。
专书反切的研究有张世禄《朱翱反切考》（1943—1944）、严学《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1943）、周法高《玄应反切考》（1948）。
重纽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陆志韦在《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一文里曾主张重纽的区别在于主要元音。王静如《论开合口》（1941）提出重纽的读音区别既在于介音，也在于声母，从介音上说，重纽三等有介音Ⅰ，重纽四等有介音ｉ；从声母上说，重纽三等有唇化喉牙音（ｋｗ类）和撮口唇音（ｐｗ类），重纽四等有普通的喉牙音（ｋ类）和平唇唇音（ｐ类）声母。陆志韦后来接受了王的观点，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说法。董同有《广韵重纽试释》（1948），指出重纽三四等往往有不同的上古来源，两者的音值区别应在于主要元音；周法高有《广韵重纽的研究》（1948），也从主要元音上区别重纽读音，给四等构拟了较高的元音，给三等构拟了较低的元音。
其他构拟古音音值的文章还有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周法高《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1948）、张清常《中国上古ｂ声尾的遗迹》（1948）等。
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是这一时期音韵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以四十一声类为纲，各声类内以主谐字为目，把《广韵》的全部谐声字分配于声首之下，它本是为了研究词族而作，但对于检索《广韵》很有好处，尤其便于从谐声关系考察上古音。
汉语和藏语同源关系的研究有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ｇｊｉ》，总结了一些语音对应规律。
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是抗战期间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前一阶段上的方言调查研究一样，这时期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是音韵学家推动起来的。当时罗常培、李方桂、闻宥等人在西南各大学教书或在研究所做研究，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获得大面积丰收。如李方桂的壮语研究、闻宥的藏缅语言研究、罗常培的怒语研究、袁家骅的窝尼语研究、张琨的苗瑶语研究、马学良的彝语研究、傅懋的纳西语研究。王力到越南河内研究越南语的汉字音，写成《汉越语研究》一文。严学、邢公畹、高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