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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迁移西南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返回原地，有的学校里音韵学教学有所发展，如王力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聘请了严学、张为纲、王均等去担任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推行国语的工作也曾一度受到重视，音韵学者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魏建功、俞敏曾到台湾等地去参与这项工作。
总结起来，可以认为前半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过程呈马鞍形，第一阶段最平淡，中间阶段最红火，后一阶段跟中间阶段相比明显冷落但尚能持续发展。从文章的发表数量看，对比非常明显：
1901—1922年，共25篇；
1923—1937年，共397篇；
1938—1949年，共206篇。
（据《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统计）
四从平缓发展到完全停顿
——后期第一、第二阶段的音韵学（一）建国后的恢复与平缓发展（1950—19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几年里，对知识界的“思想改造”是大事，学术研究也面临出路问题。像音韵学这种“中西合璧”的学科，被看成既具封建主义色彩（曾经属于经学附庸的“小学”的一部分），又包含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向西方学来的理论、方法），其命运、前途等待裁决，正常的研究是谈不上了，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50年到1954年，没有取得多少成绩。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得以发表，李荣《切韵音系》（1952）得以出版，是这几年当中音韵学的仅有收获。
自1954年以后，推广普通话、进行文字改革和调查方言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重大任务，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音韵学的地位上升了，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受到重视，促使这门学科出现了十来年较平缓的繁荣。老一代学者罗常培、陆志韦、王力、周祖谟、张世禄等仍然是本领域的带头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邵荣芬、王显、杨耐思、李新魁、何九盈等成为后续生力军。
十余年间音韵学界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各方面：
1传播音韵学知识，包括恢复高校的音韵学课程，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开音韵课程等；
2编写出版音韵学教材和普及读物，重印音韵学古籍；
3对《切韵》音系的进一步研究和再构拟；
4对历史音韵的某些专题展开讨论，主要是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中原音韵》语音基础的讨论；
5建立起“汉语语音史”这一门新的学科；
6对古代音系的研究更加广泛；
7对某些对音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四十年代以前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兴盛，但一直是少数专家所掌握的冷僻学问，它的传播范围极有限。大学里开设这门课，听者也不多。到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这种研究班是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和调查方言的专业人员而办的，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从1956年到1961年共举办九期，培训学员一千六百余人。丁声树等专家为研究班讲授音韵学课，用音韵学知识武装语言工作者，提高他们的语言技能。这样大面积地发挥音韵学的功能，说明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根本条件。大学里的音韵学课程也有所扩展，北大中文系把专题研究引进了课堂，邀请陆志韦讲《高本汉的音韵学说》，主要介绍中古音构拟的方法；请李荣讲《广韵研究》，介绍他的研究方法。
介绍音韵学基本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主要有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和王力的《汉语音韵》。罗书本来是在大学的讲义，曾于1949年出版，到1956年重印，该书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但是它用文言文写成，不适合本时代读者。唐书于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叙述汉语音韵学的性质、内容，分析概念术语，讲解研究方法，更适合初学者，故颇受欢迎，以后多次重印，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香港、台湾有翻印本，日本有池田武雄1962年翻译本和本桥春光1979年翻译本。王力的《中国音韵学》于1956年改名《汉语音韵学》重新出版，因它部头较大，征引浩繁，对初学者来说分量重了一些，于是王力在1963年又写了《汉语音韵》一书，以简明、通俗为目的，也提出一些新见解。在当时的语文刊物上也刊登过不少介绍音韵学功用、讲述古音知识的文章，如杨耐思的《切韵音系与方言调查》（1957）、方孝岳《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殷焕先《反切释例》（1962）；也有专门介绍古代韵书的文章，如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1957）、杨耐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957）和《谈谈西儒耳目资》（1957）、未迟（即李思敬）《劳乃宣的等韵一得》（1957）。
还有一部分研究性的专著和古籍在此时期重印。1955年出版的有《切韵求蒙》《四声韵谱》；1952年出版的有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出版的有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古籍有《韵镜》；1957年出版的有赵荫棠《等韵源流》，古籍有《西儒耳目资》；1960年出版的有周祖谟《广韵校本》；1962年出版的有《切韵指掌图》、《韵学源流》等。古籍的出版是服务于文字改革的，《西儒耳目资》就是作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的一种而出的。《等韵源流》解放前只在小范围发行过，此次实际上等于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该书从等韵学的产生讲起，分析介绍了等韵学的术语，讲解了早期（宋元）等韵图的特征，明代学者对等韵的改良，明清时代的有代表性的时音派韵图，在某些题目上有细致的考证。它是我国第一部等韵学的综合论著和史论。
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引进和方法的运用，已经把音韵学纳入历史的研究轨道，不过往前的几十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语音史体系。到五十年代，这样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1954年，王力在北大开始讲汉语史课，这门课的讲义在1958年出版，书名《汉语史稿》。该书的上册“语音的发展”部分，就是国内第一个汉语语音史系统，它分述三个汉语语音平面：上古音的平面，有二十九韵部、三十二声母，拟音系统自成一家，与高本汉、陆志韦等人都不相同，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都是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中古音平面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王力认为《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但把这个音系用来代表中古音是有好处的，可以根据它上推古音、下推今音；另一个平面即现代普通话音系。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从上古到中古之间、从中古到现代之间的语音变化，在后一段大量参考了《中原音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等近代音系。
六十年代初，王力在北大开了《中国语言学史》和《清代古音学》课，前者是中国历代语言学的通史，后者是介绍清代古音学的断代专题历史。《中国语言学史》于1963—1964年在《中国语文》连载，《清代古音学》则直到“文革”以后才出版。
专书研究集中于《切韵》和《中原音韵》。
《切韵》的研究有两件事较引人注目，一是李荣《切韵音系》的出版，二是关于《切韵》性质的大讨论。李荣的《切韵音系》是解放以前所写的学位论文，到1952年出版，并在1956年重印。此书跟以前的研究的不同之处，首先是有新发现的唐人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为依据，较之于单凭《广韵》为根据更能够接近于陆法言《切韵》的本来面貌；其次是在细致考察反切上下字、现代方言读音、梵汉对音等材料的基础上，对高本汉的拟音提出了更多修订意见，如全浊声母不送气、纯四等无ｉ介音等，为陆志韦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书很受《切韵》音系的研究者重视。《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在历史上就有不同见解，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内音韵学界又讨论起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还出现一场争论。李荣持“单一音系”的观点，认为“《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陆法言的切韵》，1957）。王力则认为“《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