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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大街，穿戴的那个摩登呀，都快赶上大歌星了！还有，昨天我又看见有人往她家抬进一台大彩电，至少也得两三千小任，你算算看，光大家看得见的这几笔大用项，就得上万块呀！洪队如果没有第二渠道、第三渠道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她能这么阔绰，砍了我的脑袋也不信！”
听王莹这么一分析，我心里也亮堂多了。可我还是叮嘱王莹不要信口开河，说不定这些都是她的老情人余科长进贡的定情礼物呢。
接着，我又把话题扯到那篇报道上去。我说：“那篇报道不仅仅是虚假，更重要的是思路太旧，观念老化。都什么年代了，还是‘铁拳头’、‘铁拳头’的，这就关系到监狱管理工作的方针，到底是立足于教育、改造、挽救呢，还是单纯的惩罚、打击和专政？我说王莹，你琢磨琢磨，我这话对不对？”
王莹是个思想敏锐的姑娘，我的很多想法总是跟她一拍即合。她说：“小任，你说的太对了，章副的心思，是重在教育，重在挽救；洪队的心思，只是停留在把犯人管死治服。”
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我们的思路已经在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了。王莹说：“我们的洪队呀，老是‘铁拳头’、‘铁拳头’的，真是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对女犯们心灵和肉体的痛苦，没有一点儿感觉了。”
“对了！你这话让我想起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说的一段话。他说：‘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接触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
王莹就笑起来：“哈哈，你说得太有意思了！我们洪队，就是一个在后院屠宰场里待久了却看不见血的农民。”
我又说：“是的，严格地说，我们洪队只配当一名牧羊犬，她的任务只是看牲口。而章副却是一名好管教，她总是一心一意想着把那些罪孽深重的女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们正聊到这里，看见章彬彬走了进来，连忙把话打住。
我和王莹都高兴地叫起来：“章副回来啦！逛了一趟省城，有啥好听的，快给我们说说。”
章彬彬说：“在省城七天，开了六天会，哪儿也没去，能给你们胡诌些啥呀！小零食倒是捎了些来，让你们解解馋吧！”
章彬彬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包包加应子、蜜饯、烤扁橄榄，让我们吃得满口生津，满嘴留香。
章彬彬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正议论些啥呀，两个人都神秘兮兮的。”
我把那张《西源晚报》推到章彬彬跟前，说：“章副，就是谈论这篇奇文，你看看吧！”
章彬彬把那篇《“铁拳头”重显神威》过了过目，笑而不语。
我问她有何高见。章彬彬笑笑说：“有啥意见？表扬我们大队呗，总是好事。”
王莹说：“章副，你真有涵养，这哪是表扬我们大队，是给洪队一人脸上贴金，你还说好事！”
我也禁不住要表达我的义愤。我说：“章副呀，你难道看不出这文章的观点有问题？”
章彬彬想了想说：“事情总是那么些事情，就在你怎么看。
可能是记者站的角度不同，就弄出这样的报道。”
我说：“章副，你修养高，总能委曲求全；我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找洪队理论理论。”
“别，别，别！”章彬彬急了，深怕闹出什么乱子。“这怎么行？上回关飞鸾写了那篇文章，洪队把我狠狠批了一通；现在，记者写了这篇报道，你们又去把洪队批一通，人家不要说我打击报复吗？再说，这么搞来搞去，我们还要不要工作？”
嗐，我不想继续争辩了。章彬彬这人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的，对同事间的矛盾却总是一再忍让，息事宁人。这也许是中国许多“好干部”的一种风格。你去学雷锋吧，不计名利吧，自有人敢争敢闹，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而且他们屡屡得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谦谦君子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但是，辩证法又恰恰证明，矛盾暂时的妥协往往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种酝酿。过了些时候，章彬彬和洪月娥终于发生一次互不相让的冲突，甚至一步一步走向动刀动枪的生死相搏。
任思嘉——
洪章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是从讨论女监改革方案开始的。
前些日子，赵监狱长进京参加全国监狱管理工作会议，回来后召开干警大会传达。这次监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号召全国监管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全国监狱建设成现代文明的监狱。
赵监狱长那个报告作得很有鼓动性，她说，监狱的高墙铁窗是囚禁罪犯的，可是，这狭小的天地也的确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很少跟外界联系，很少跟外界接触，我们脑子里肯定有许多条条框框。我们女监的管教工作，从硬件到软件都有许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地方，大家应当解放思想，提出种种方案，通过试点，凡是实践证明是科学而有效的经验，都要逐步加以推广。
女监总部要求各个大队都要拿出一个改革方案。大队长洪月娥因为文化太低，既不爱动脑，又不能动笔头。她对章彬彬说：
“章副，这事还是你去捣鼓吧，你看车间生产太忙，我是腾不出手的。”
洪月娥是那种很有权力欲的女人。她抓住五大队的大权不放，但一有挠头事儿，又总说“车间生产太忙”。“生产”成了她最好的盾牌。
章彬彬也乐得洪月娥不来搅和，就说：“我一个人哪有那能耐？这样吧，叫任思嘉帮我参谋参谋，她是警官大学的研究生，见多识广，我们一起弄个初稿，然后交给你拍板，你说行吗？”
洪月娥点了头。
章彬彬和我动手起草五大队的改革方案。章姐接受这个任务时情绪甚是兴奋。她说：“小任，我在监狱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像骡子推磨似的，只知道沿着现成的老磨道打转转。你知道，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干警的一举一动，都得按老规矩办；谁敢越雷池一步，都会被指责为立场问题，都会被说成离经叛道。现在好了，中央发话了，要我们大胆改革。我想趁此机会，把我们的管教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你呢，在警官大学学了七年，观念新，见识广，咱们来个优化组合，一定能把这个方案搞好的。”
我们关起门来扯了一整天，把方案的主要条款拉出来。至于文字起草，章姐全权交给了我。我上中学时就在少年报上发表过散文，上大学时发表过小说，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更是宏篇大论，长达十来万字。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我不算难事儿。但是，起草这份大队管理改革方案，我感到肩上的责任特别沉重。关严了房门，我沉思默想了许久，直至夜深人静，我才沐浴更衣，怀着敬神礼佛一样的虔诚，开始起草这份神圣的文字。
我提笔凝思，进入一种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极佳状态。我是否想起我国远古时代“画地为牢”的典故？是否想起历代诏狱的种种酷刑？是否想起我当过“右派”的父亲在出狱多少年后，还常常梦见狱中的生活而大叫大喊从噩梦中惊醒？是否想起洪月娥常常挥舞电警棍炸裂开的电火花？是否想起女犯亲属前来探监时投向管教们的祈求的眼神？这些，我也许都想过，也许什么也没想。但是我清楚记得，我想起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给研究生授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监狱，不仅仅是专政的机关，还是文明的窗口，人权的窗口。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记者、学者对我国的监狱感兴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看到我国文明和人权的总体状况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监狱警察的工作如果仅仅停留在看管和惩罚罪犯，只要一般的武警战士就能胜任，因为我们手中有铁窗、高墙、电网、手铐、电警棍和手枪等等和极其完备的强制机制，纵然囚禁着一群豺狼虎豹，也是不易逃脱的。然而，如果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那就得挑选一些既懂法律又懂教育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材，他们应当是‘特殊的园丁’，能够让许多受过污染的心灵得到拯救，日后回归社会能够成为有用之材。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