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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打击罪犯时是一个勇敢、强悍、大无畏的民族，而且在对待俘虏和改造罪犯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出仁慈、宽容、博爱和生命关怀的伟大民族。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才是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莫大的光荣！”
我是何等幸运呀，跨出校门不久，我就有机会参与推动清水潭女监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怀着创作的激情写下这份方案的三千余言。就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作曲家倾泻喷泉一样的华彩音符谱写一部交响乐，这份表面上看来非常枯燥的改革方案的背后，也有一条流淌着我的生命激情的河流。
熬了个通宵，方案草拟好了，章彬彬看了非常满意。可洪月娥一看就拉长了脸。她想了半天说：“嗯，这个方案的确有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真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听了心里窃喜，想我们的头儿也终于变开明了。但洪队话锋一转，又提出个问题：
“可是，可是，如果都按这个方案去改，会不会乱了套？”
章彬彬诚恳请教：“洪队，请说得具体一点，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再斟酌斟酌。”
洪月娥就一、二、三、四提出一大堆意见。
章彬彬这回可不肯轻易让步了，也拉下脸来说：“洪队，这个方案是我和小任花了好几天才搞出来的，总不能由你一句话就给毙了吧！行，还是不行，总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建议开个大会来议一议。整个不行，就推倒重来；基础还行，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章彬彬说得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洪月娥自然不好反对。
这天上午，五大队二十多名干警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和章彬彬作了充分准备，把稿子打印了二十多份，人手一册，分发给大家认真阅读。依我看，这个方案在于部中引起的震动，如果比不上七级地震，至少也是刮了一次十级台风。比如，严禁干部打骂囚犯、严禁干部接受罪犯家属请吃送礼、罪犯有了错误应耐心教育、反对单纯体罚，等等，这些关于干警的素质要求，过去许多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不算新鲜，有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却也不至于公然反对。关于罪犯管理部分，却大大地扩大了罪犯在狱中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建议在每个大队设一部亲情电话，只要罪犯在当月没有犯重大错误，允许罪犯在管教干部监视下给直系亲属通话十五分钟（话费由亲属支付）；又比如，建议对于轻刑犯和刑期已经过半的重刑犯，凡有未成年子女和配偶者，在其表现良好又确实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提出申请，经大队和监狱总部审批，一个季度内，可酌情安排在监狱招待所内团聚一昼夜（住宿费由罪犯家属支付）；再比如，罪犯一律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学习制，严禁为单纯追求生产指标而增加罪犯的劳动强度；星期天和节假日，保证罪犯休息，严禁给罪犯追加生产任务；再比如，建议应鼓励年轻女犯在工余时间学文化、学科学，能考上大专以上函授学校的，在学习时间上给以照顾；对学有专长的女犯，鼓励她们在女监曙光学校兼课，鼓励她们在狱中开设知识讲座，对于她们在监狱中传播知识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折算为改造积分而予以表彰和减刑的参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清水潭女子监狱有史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大超越人们的想象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惊讶、疑虑、不安和反对。
洪月娥手上拿着那份改革方案打印稿，轻轻地敲着桌子说：
“章副和任思嘉花了好多精力，把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搞出来了。
嗯，这个这个优点还是很多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有些新招儿也太离谱了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哩，是不是从外星人那儿学来的新经验？看，罪犯也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跟劳动人民一个样了，我们订的生产合同怎么完成？还有，女犯还能在招待所跟老公睡觉，这哪是监狱？是宾馆，是招待所么！要真是这么搞，这女监会不会乱了套？大家议论议论吧！”
这一年多，洪月娥真是学得老练多了。她反对一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但是，她转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堆，基本上否定这个方案那是明白无误的。我担心这个方案被掐死在襁褓之中，按捺不住想发言反驳。章彬彬一直拿眼神制止我，我只好沉住气听大家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又是董雪。我前头说过了，董雪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惟上和跟风几乎成为她的思维定势。洪月娥说什么她就说什么，她自己是没有思想的木偶。董雪说：“我看这个方案对犯人也宽大无边了，又能对外打电话，又能跟亲人团聚，还规定一周干活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这犯人也太舒服了，干部怎么管得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内容跟董雪说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对犯人太宽，会引起混乱。到了这个火候，我不能不拍案而起了。
我清了清嗓子就说：“各位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你们看这些改革条款很新鲜，事实上，不仅许多外国监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内的许多监狱也已经这样做了”
我和章彬彬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是调动起全身兴奋的细胞投入这项工作的。我在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七年狱政管理和罪犯心理学专业，可现实生活和我学的书本知识相去甚远。听过监狱长的报告我兴奋不已，就找了美、英、法、日等许多外国监狱管理的著作和资料，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对西方古代司法野蛮酷刑的揭露，对西方现代监狱制造习惯犯罪种种弊端的犀利剖析，给我深刻的启迪，我才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写下这份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亲情电话”和准许女犯与子女、配偶团聚的那些设想，开初，连章彬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跟她详细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一般常识，又联系实际举出前些日子发生的９号号房“集体裸舞”事件，联系到吕金妹是怎么犯了桃花癫，后来与男朋友重归于好，重病不治而愈。我说，你看看，女犯也是女人，而且是处于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的女人，其性心理所受的压抑比普通女人要严重千万倍，如果我们能够予以适当的引导、疏通，对稳定罪犯情绪，帮助罪犯改造，肯定是大有好处的。章彬彬终于被我说服了，方案中才写上了这些条文。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把我曾对章彬彬说过的那些话，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会上说了一遍，许多管教员，如王莹等等，很快也就想通了，纷纷表示支持。洪月娥则气得吹胡子（我假设她有胡子）瞪眼，抨击得更加厉害了。
洪月娥说：“好啊！你们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也搬进来，这不是搞复辟、搞倒退吗？改革改革，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互不服输，会上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洪月娥继续向章彬彬施压，说：“章副，你自己也听见了，群众意见一大堆，这个方案怎能拿出来？”
章彬彬针锋相对：“洪队，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听到支持这个方案的意见，好像还占多数！”
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把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女监总部，请总部拍板。
任思嘉—
我们五大队的管理改革方案在总部压了一周。听说头头们都一一过目了，但是许多人仍举棋不定，不好表态。赵监狱长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来讨论。监狱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狱政科长等都到场，我们大队去了洪队、章副和我。这个会本来扩大不到中队长这一级，章彬彬坚持推荐我。说方案中许多新东西是我这个研究生的创意，经赵监狱长特批，要我列席参加，并且作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肃的一次会议。我跟着章彬彬走进会场的时候，看见围着一张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满了女警官，眼前尽是一片橄榄绿。有几位肩上扛着四条杠一颗星，大多数肩上扛着三条杠三颗星或两颗星，也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是些将校级的老警官，是从总部到大队一级的头头脑脑。她们都已从警二三十年，管教罪犯经验之丰富，洞察世事目光之敏锐，那都是没说的。我看见许多人手上拿着我们草拟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