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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3号令出台以前，各地方政府支持当地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市场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价值判断存在差异
不同的投资人有不同的投资偏好，因而对同一份产权转让标的有不同的预期和价值判断。
以本书开篇提到的“雪津啤酒”为例，啤酒行业和钢铁行业对它的的价值判断就明显不同。因为啤酒生产商收购“雪津啤酒”可以更加突出自己的主业并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对于钢铁企业或其它不相关行业的投资人来说，对啤酒行业不感兴趣，对“雪津啤酒”的价值判断就要低得多。此外，境外啤酒商和境内啤酒生产企业对“雪津啤酒”的价值判断也存在巨大差异。因为对于境内啤酒生产企业来说，他们在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收购“雪津啤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销售额，属于“锦上添花”的好事；而对于有志于进入中国啤酒市场但尚未进入的境外啤酒商来说，收购“雪津啤酒”成了在中国啤酒市场实现“零突破”的捷径，可以说是“雪中买炭”，当然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正是由于投资人投资偏好的差异及随之带来的价值判断差异，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充分发现投资人显得越发的重要起来。
5。有为产权流动重组的市场存在
产权交易采用市场方式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产权市场存在。中国产权市场产生于80年代后期第一次股份制改革的高潮时期。它源自于国有资产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其设计初衷是想通过“公开”与“竞争”原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3号令出台前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已达到200余家，已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交易制度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和市场服务网络，初步具备了服务产权交易的信息积聚功能、价格发掘功能、规范鉴证功能与中介服务功能，并在服务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国有产权交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6。只有市场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
转让方出让产权是为了变现，希望卖一个高价；投资人买产权是投资性是为了投资，希望少投入多产出，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问题：如何定价？从转让方角度，可能更多地考虑形成产权过程中原始投入的积累，反应在资产评估的过程中有重置成本法。但从投资人的角度考虑，他们关心的是投资这份产权在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对于形成产权过程中原始投入的积累则并不看重。一份要卖的产权要成交就必须有人买，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的价格不是由转让方决定的，而是在竞争条件下由出价最高的买者来决定。
因此，对于转让方来说，要想卖一个好价钱，就应该通过市场来充分地发现买者，并在促成多个买者之间竞价的过程中争取产权转让价格的最大化。
7。市场失灵现象不可避免，允许例外
西方经济学曾就认为，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调节，使社会上现有的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单单体现在一般性的商品交易市场中，在国有产权的市场化交易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比如说，事关国家机密的不能进场；涉及到原创知识产权，涉及到品牌，国家必须控制的也不能进场；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要到股票市场去交易，不能进入产权市场等等。再好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都是不合适的，要允许例外，因此，在3号令规范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过程中，需要对这些特殊事项予以规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例外事项虽然没有进场交易，但在强制进场项目进场交易效果的影响下，变得更加审慎了，规范化的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
三、地方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实践为出台政策积累了经验
如何保证国有资产的流动而不流失？对于这个问题，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在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各级政府部门分级授权管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能否有所作为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也有很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颁布3号令出台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看到了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所取得的积极效果，采取了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方式，要求当地的国有产权有偿转让行为要进入产权市场公开进行，并赋予了产权交易机构合法性与权威性，为产权交易机构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提供法规保障。
1993年9月，青岛出台《青岛市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暂行办法》，并于1994年8月出台《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出售企业产权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规范国有中小企业出售行为，1997年出台《青岛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规范国有产权进场交易；1996年4月，福建出台《福建省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11月，河北出台《河北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管理暂行条例》，1997年，浙江出台《浙江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江苏出台《江苏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200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北京市产权交易管理规定》；200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台《天津市加强产权交易管理办法》，湖北出台《湖北省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黑龙江出台《关于鼓励外商、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云南出台《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办法》，等等。
在这些政策性文件的促进下，各地产权交易机构一方面建立健全各自的产权交易规则和业务流程，另一方面努力完善交易服务功能，并积极配合当地主管部门规范国有产权进场交易。
通过对这些政策性文件和各地产权交易机构实践经验的横向比较，可以得出这一阶段的地方规则和做法的几个特点：
首先是产权的概念得到界定。将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并把知识产权包括在内。这是我国产权实践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对于产权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表述，产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确和统一，各地的界定有所出入。
其次是交易主客体基本上确定。出售方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受让方为法人和有独立民事行为的自然人，基本上排除了地区、行业、所有制和境内外的限制。
第三是明确了交易的审批监督管理机构职责，进行了权限划分。国企出售基本上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根据企业类型、资产规模、行业、所有制等方面的不同，分别由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
第四是交易规则的大体框架基本建立，交易程序基本清晰。对交易方式，交易场所，交易文件，交易资格等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各地的交易规则不尽相同，不利于规范管理，加上产权市场的属地性特点和区域分割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产权的跨地区有序流转。
第五是对国企出售的资产评估、价格确定、职工安置和国企收入的确认、收取、管理、使用进行了的规定。
第六是各地对不同情况的国企出售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外商购买国有企业作了相应的规定，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问题在于各地的优惠政策各异，可能产生地区间的交易套利行为，同时，这些优惠政策的把握程度不一，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七是对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督实行多头监督，容易产生执行上的冲突和协调上的不便，导致监督的缺失。
第八是关于国企转让的场所，一般规定在产权交易市场或产权交易所进行，但是可以有例外，并且这一规定一般也是不严格的。
可以说，各地方政府在全国性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建立以前，出台地方性的政策性文件、规范当地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做法，以及各地产权交易机构的服务国有产权公开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