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发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文化修养的要素。展望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应该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那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不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别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的繁荣才有可能。毕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沟通、融合正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居民们要能够互谅互让，唇齿相依。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彼此更紧密的协调，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并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制度架构，以便实现各国各民族的人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质量的共同提高。狭隘的贸易战、掠夺式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繁荣不可能只水远停留在日本或美国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种长久的繁荣。
太阳不管在哪儿升起，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1
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可是从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洗手间在哪里？”
“我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我继续跟着往下学。当然，我有公务在身，那天晚上该我值班。我是闹市区分局特种勤务处的警官，要随叫随到。不过，2月9号是个平静的星期四，我想不会有多少行动。到9点钟为止，我只接到了3个电话。
警察局的外事科属于特种勤务处；我们负责处理外交人员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烦，还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来与警方交涉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或联络人员。我们的工作虽然很杂，但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班的时候可能会接到五六个请求帮助的电话，但没有一桩是急事。我几乎无须出门。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担任警方新闻联络官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智利副领事费尔南多·康西卡的。这位副领事喝得醉醺醺、汽车开得东扭西歪的。一辆巡逻车把他的车拦到了路边，而他却声称自己有外交豁免权。我让巡逻警察开车把他送回家，然后做了记录，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领事馆提出抗议。
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加迪纳的警探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拘捕了一名与一次饭店枪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由于此人只说萨摩亚语，所以他们想要一位翻译。我回答说翻译我可以找一个，不过萨摩亚人肯定是会说英语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托管地。警探们说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后来，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说几辆电视台的流动转播车堵塞了阿罗史密斯音乐会的消防专用通道。我让那些警官们找消防部门。此后的一个小时平安无事，我又回到教科书上，听见那女人用动听的声音念道：“昨天是个下雨大。”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汤姆·格雷厄姆。
“是他妈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说道，“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他们在搞鬼。你最好到这儿来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处，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厦。”
“出什么事了？”我不得不问一句。格雷厄姆是个能干的警探，但脾气不好，而且往往会小题大做。
“是这么回事儿，”格雷厄姆说道，“几个该死的日本人要求见特种勤务处的联络官，也就是要见你，伙计。他们说联络官不来，警察就不能进行调查。”
“不能进行调查？为什么？是什么事情？”
“杀人案，”格雷厄姆说，“一个白种女人，大概有25岁，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真够瞧的。你最好能尽快过来一趟。”
“背景里是不是音乐声？”我问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壁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花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子不高，非常强壮，头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谁？”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物，是特勤处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好了。谢谢啦！”
“还有件事。这个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随口答道，“谁要求的？”
“这样稳妥些。”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子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