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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尽力吧。”
我把两个电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康纳默默地听着，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发表评论。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也只字未提这一点。我说完后，他问了一句：“霍夫曼没跟你说是谁要求使用地面通讯的吗？”
“没有。”
“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只要条件允许，我从来不用汽车上的电话。现在偷听电话的人太多了。”
我把车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新落成的中本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了。这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车拐上右边的车道，随手打开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执行公务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联络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纳看了看名片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吗？”
“没怎么打过，”我承认道，“只接触过一两个酒后开车遭拘捕的家伙。”
康纳很客气地说道：“那么，我提一个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的办法。”
“好啊，”我说道，“我感谢你的帮助。”
“那好。既然你是联络官，我们到了那儿之后，现场由你来掌握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不要介绍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连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当我不存在。你一个人全权处理。”
“行。”
“你要显得一本正经，站得笔直，任何时候都别解开衣扣。他们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样还礼，只要点点头就行。鞠躬这种礼节，外国人掌握不好，所以连学都不要学。”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记住，他们不喜欢谈判。他们觉得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方式。”
“行。”
“手势的运用要有节制。尽量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日本人觉得手势幅度太大是一种威胁。说话时声音要沉着，语调要四平八稳。”
“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
“那没问题。”
“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有时候日本人真让人恼火。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令人讨厌。尽量把事情处理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发火。”
“好吧。”
“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纳微笑着说：“我相信你能干好。也许你根本用不着我帮忙。不过，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烦，你就会听见我说‘也许我能帮个忙’。这是个信号，意思由我来接手处理。从这时起，就由我出面讲话。我希望你就不要再开口了，即使他们直接跟你说什么，你也别开口，行吗？”
“行。”
“也许你想说几句，但是要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不管我干什么。”
“行。”
“我接手之后，你就站到我的右侧，稍稍靠后一点儿。千万别坐下，也别东张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记住，虽然你来自MTV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没有。他们是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你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你本人，关系到警察局，而且关系到我，你的上级，你的前辈。”
“是，上尉。”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的前辈是什么意思？”
康纳笑起来。
我们的车从泛光灯旁开过，沿坡道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在日本，”康纳解释说，“前辈就是资历深的人，他对后辈给以指点。所谓后辈就是资历浅的人，是小老弟。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无处不在。一般认为，只要一个年纪小一些的人和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这种关系。他们也许会这样看待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师徒关系？”我又问道。
“不尽然。”他回答说，“在日本，前辈与后辈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前辈更像慈祥的父亲，对后辈应当宽容。对资历浅的年青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太懂事的过分举动和错误应当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不过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