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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后又带伤指挥移师，回到大本营犹危坐指划。亲兵相劝，不为所动。次日，卒于军中。一介书生，牺牲于疆场，完成了社会道义，也完成了人生飞跃。
如果说江忠源作为“兄”，带动了诸“弟”的奋起；那么罗泽南作为“师”，则引发了诸“生”的立功。四十五岁之前，罗泽南穷年汲汲，假馆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学生，其中由“练勇”而入“湘军”立功者，便有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华，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开仍兄弟，蒋益礼、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诸人。传统的诗礼之教，让这些人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世界观，所以危难之际，一呼百应，奋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业。
上面，我们简介了两个“书生”的经世之路。他们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书生”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军之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将群体”。据罗尔纲先生《湘军兵志》对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军将领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者，占到58％。
治世之“书生”，乱世之“儒将”，文武逆势，荣辱翻覆，确实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旧话。在镇压太平天国数年血战之后，湘军的“书生”们通过非科举途径一跃而变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据粗略统计，湘军系列推出的总督竟有十四人，巡抚竟有十三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级政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又是一种政治奇观！
本节标题中，还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军”时代的“民兵”为最能战斗、最有功绩、最为风光。
“民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宽”处说，“湘军”是“民兵”。因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是“绿营”与“八旗”，“湘军”既非“绿营”，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划入“民兵”范畴。而从“窄”处说，“湘军”又不是“民兵”。因为它虽然独立于国家正规军之外，又是限定地区、限定数额、临时招募的，但它却纳入了国家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体系，由国家最高权力任命其将佐，且由国家财政（尽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饷）予以后勤支撑，所以尽管“名”不正，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正规军。
我们在本节文章中揭橥“民兵”的“救国”作用，其实是基于国运变数、民命变数的思考。“兵”与“民”，名不同而实同。“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倘若呼应了国家安危的吁求，则亦民亦兵，皆无不可。
基于这种大而化之的体认，在下强调在太平天国背景下“民兵救国”的作用，当然并不掩饰对“天兵乱国”的否定。
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的不满，重新聚集了对“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观上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作了政策调整，他们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军的组建，是清政府重新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证。
说到近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评估上，取夸大之势。比如湖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间，会党变乱与各种反抗斗争累计50多次。这确实给人一种“湖南大乱”的印象。但考其规模，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率人杀死知州，1844年耒阳阳大鹏聚众抗粮，1846年宁远胡有禄围攻县城，1847年乾州厅石观保率众抗租，新宁雷再浩割据全州，1849年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边，等等，每一拨皆百千人，无过“万人”者。从量的比值上看，“乱民”占极少数；大多数的“民”，是朝廷“顺民”。这就为“团练”的招兵买马、为政府系统“民兵”的扩充保留了兵源空间。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学的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整体。而在社会的群落里，“民”永远分散着、且分裂着。处于“弱势”，却永远结不成“群体”。这与经济状态有关，与政治处境有关，亦与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倾斜有关。
让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赖“民”的策划与发动。在经过了暗示、引导之后，滴沥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广泛汇聚而获得动能。沉默者变成了发言者，不论用“选票”发言，还是用“刀剑”发言，就在他们“发言”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务，一方面尽了一次“工具”的责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时下传媒之广为流布的“弱势群体”一词，却是个虚假概念。一旦结为“群体”，又焉能以“弱势”目之？
老百姓结成了“湘军”，在短期受挫后，“湘军”无往不胜。而曾经无往不胜的“太平军”，则节节败退。“胜”与“败”，是两个极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复到历史的鲜活状态，一刀一枪的拼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老百姓——历史画卷的底色，永远是百姓血泪的涂抹。但胜利者毕竟不同于失败者，参加了湘军，经历了战斗，立了军功，又有幸活下来的“民”，被保举，被提拔，脱却布衣，着以官服，平步青云，有了另一种扬眉吐气的人生。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战士被保举而任三品以上武职者，有数万之众！三品以下，人数更多。
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冲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志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制；“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制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