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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北洋军”，犹如师授徒；由“北洋军”而陆军部统御下之三十六镇陆军，犹如树开花、花成果，中国的新式陆军终于在清朝末年正式建成。这一过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湘军”在咸丰二年、即1852年的组建，无疑是中国新式陆军创制之始。
其二，创“新军”，则必用新兵器、新操练、新战术，这也是始于“湘军”的；到了“淮军”时代，出洋操，持洋枪，延用洋教习，学习洋战术，则已成定式。·輧·輯·訛“湘军”初建，尚未全脱土法土器，但火枪、火炮的配备，已经远胜营、旗旧军。装备的更新“洋化”，不是先验的，是“太平军”这个对手逼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湘、淮军首领正是在与强大对手（清朝入关建国后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军事挑战！）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开启军队现代化思维的。
从战争学习战争，向敌人学习战争，从失败领悟教训，从胜利归纳经验，曾国藩等人由军事“门外汉”成长为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事战术家、军事战略家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洪秀全们先做了“砺石”，曾国藩们才逐步做了“利器”。
让我们扫描一下曾国藩军事才干的成长。
咸丰二年，当让曾国藩帮办团练的时候，他的自我评价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这是真实的。·輧·輰·訛一步踏入实战，可以说曾国藩是与最初的“湘军”战士（练勇）同时接触战争。此时，具体攻防，却敌制胜是他思维的焦点，因而他对如何挖壕（多深多宽）、如何筑墙（多厚多高）、如何将农村喜事用的“三眼铳”、“单眼铳”改为装铜扣、小石子的战斗用枪均颇为用心。为改铳事，咸丰四年四月廿四日他特地给四个弟弟去信，委托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单眼铳”数十竿或上百竿。对“火器”的渴望，基于杀敌，基于制胜。
这是曾国藩治军初期为加强步兵战斗力所作的尝试之一。主要的办法当然还是买洋枪、仿造洋枪。有了“火枪”，他又聘请猎户二十人，教战士瞄准放枪。·輧·輱·訛 对于水师，曾国藩用心更著，先是在衡阳、湘潭二地造船（三板艇、快蟹船、钓钩船等），每船装备从广东买来的“广炮”（即“洋炮”）、或湖南省自制的熟铁炮。·輧·輲·訛 为了安全自卫，曾国藩吩咐连辎重船上都必须装上炮械。经过实战考验，曾国藩对“夷炮”、“百胜炮”、“荡平炮”评价很高，并指出“惟铁炮不甚中用”。由于“湘军”水师船大炮猛，所以长江里的“制水权”掌握在“湘军”之手。两军相较，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于水战之事极为无能”。究其原因，“湘军”水师有“战船洋炮”之利。
“太平军”的装备也是“现代化”的。他们有“洋枪队”，“开花炮队”。这主要是“太平军”靠近上海，易于从洋人那儿买来，且聘用了“洋教习”参与指挥。为了与“太平军”抗衡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湘军”后期放弃从广东进口洋枪洋炮，改而从上海购入枪炮、千里铳之类。
曾国藩在湘军后期没有聘用“洋教习”，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即“洋教习”工资太高之故也。但“洋船”他却敢于租用。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租用七艘英国轮船将新组建的“淮军”从安庆运抵上海，开辟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东线”战场。“东线”战场不但与左宗棠指挥的“南线”（浙、赣）战场、及曾国荃指挥的“北线”（天京）战场相呼应，完成了对“太平军”主力的战略包围，而且切断了“天国”政权与可能的外国支援的联系。这是大有意味的。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中增加了对西洋兵器、西洋兵法的信任。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八日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就表白：“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輧·輵·訛 可贵的是，曾氏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买”上，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匪，可以勤远略。”
当曾国藩将购买外国船炮视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的时候，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完成了它先觉者及先行者的思想发动。甚至，曾国藩对办“洋务”的细节构想都是正确的：“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輧·輷·訛委任责成，奏其实效。
曾国藩为中国创办“洋务”第一人。他创建了“上海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选派了中国远赴泰西第一批留学生……在新旧递交之际，是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由于其时东西方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所以最初的“洋务”制造——船、枪、炮各物，其性能已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这是同治四、五年间“上海机器局”的动作情况。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左宗棠辈的“洋务”思想则有了更充分的实践化机缘。左宗棠的“洋务”开始于同治三年（1864），在浙江巡抚任上，他曾招募巧匠仿造一艘小火轮，放入西湖试航。后因太平军进攻而将“洋务”计划搁置。·輨·輮·訛同治五年，左氏上奏，倡言组建中国海军，建设中国造船厂。计划获准、同年“福州船政局”揭牌成立，“马尾船厂”动工兴建。同治八年（1669）五月初一，该厂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该船排水量为1450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动力船只。船厂开始五年，共造船十五艘，总排水量达16170吨。在洋员遣归后的三十年间，该厂又造船二十五艘，总排水量达30604吨。一座船厂，三十五年间共造船四十艘，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后人盛赞左宗棠为“中国海军之父”，不为过誉。
以上为“物质”的。左宗棠倡办船政，还有“人才”的培养，“精神”的启蒙。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航海、造船、蒸汽机制造、驾驶、维护等诸方面的人才，不但充实了中国的现代海军，而且在各个领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李鸿章继曾、左后大办“洋务”，除坚持“军事优先”的原则而购洋船，买洋炮，造轮船，制枪械，筑炮台，缮船坞之外，他复将“洋务”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修铁路，开煤矿，开金矿，招商务，通邮电，办学堂，兴纺织……几乎在每一个“技术”的层面，李鸿章都开始了“西化”的尝试。李氏从政为大僚几四十年，其“洋务”目标始终不移。
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论者咸以此为证，论定“洋务运动”的失败。此乃皮相之论。“军事”上的一次或数次失利，并不标志“国家”范畴的“洋务运动”也同步失利。以“洋务”为号召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虽有曲折、挫折，却从未止息。百年回首，岂可虚无前人业绩？
“洋务”要领军人物，曾、左、李是也。
“洋务”要有急迫之需，镇压“太平天国”是也。
反过来考究，则是太平天国的动乱，锻炼了“战争”干部或“洋务”干部，并由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
历史的逻辑，以“牺牲”为前提，以“寻觅”为推导，以“创造”为结论，这又是不以宣传家的宣传提纲为转移的。
还有一个蛊惑性的命题，本书不想再加引申，即太平天国的动乱催促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告别扬满抑汉的干部路线，开始了惟才是举的用人改革。信任汉人，重用汉人，清王朝的权力体系在建国二百多年后第一次较少偏见地向汉族知识分子开放了。我们不准备以歌颂的基调礼赞它为“民族平等”，或“民族团结”，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是时代进步，这是政治开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体现。后来，民国政治家倡言“五族共和”，并非无根无据，清末的政治，已经思考重新建立民族和谐了！“现代化”是立体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
［注释］
① 转引自周武等人《太平天国史迹真相》P218…P219。
② 李侃《中国近代史》语，但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罗氏早已认为，“八旗武力入关后还没有占领全中国，就开始腐化”。“乾隆末年以后，绿营这个工具逐渐腐朽了”。此论当为否定八旗、绿营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