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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瑞·法威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埃利·威塞尔（ElieWiesel；1928—），美国作家。由于在反对暴力*和种族歧视方面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首先作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六位嘉宾每人有大约5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作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个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四个评论，大约占20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他又说他有至少15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3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
娱乐业时代 娱乐业时代（3）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作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剧本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特意为出席这个节目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里奥纳多·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