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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融合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始终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被迫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汉族先进的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汉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编造的方法一般是请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谱或家传，将第一代祖先附会为谪居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以此为媒介进一步与中原的望族挂起钩来。尽管这种杜撰的家史漏洞百出，但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人们却深信不疑，完全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出自名门望族的汉人，才能取得宣赫的地位，才能繁衍出兴旺发达的家族，才能培育出一流人才。而这些并非汉人的“汉”，也同真正的汉人一样歧视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尘。
只有透过这一层历史的迷雾，才能看清中原王朝的实际疆域随着移民的增加而扩展巩固的事实，才能看清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进汉族的事实，才能充分认识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共同贡献。
但是如果汉族移民太少，过于分散，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战国后期楚国将领庄骄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滇人（今云南滇池一带）地区，因归路被秦军断绝，庄骄就留下当了滇王，部众成了移民。但由于与土著民族相比处于少数，这些人最终融入了当地民族。又如东汉末年在江南分布颇广的山越，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非越族，而是进入载族聚居区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为官府或生计所迫，在汉族地区无法立足的贫民，进入山林中的越人区后就接受了越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山越”的一员。与前者相比，这些当然是不多见的例外了。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汉族移民太少或根本没有，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又贪赃枉法，治理无方，激起了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行政机构无法维持，不得不撤退，土地不得不放弃。如海南岛，尽管早在公元前２世纪末的西汉就设置了郡县，但并末进行过有组织的移民。而邻近的大陆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上渡海的困难，自发移民即使有的话也必定极少。贪婪残暴的地方官甚至要搜括当地的百姓的头发，当然会激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迫使汉朝的郡县全部撤离。直到隋朝争取到了黎族首领冼夫人的忠诚，才将这个黎人聚居的岛屿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正式设置了行政区域。
在今天的越南北、中部，尽管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的历史长达千年，却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战乱时的难民虽也到过这里，但大多是临时居留，稍安即返。
自发的移民一般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到唐朝末年开发的南界一般还只是到达湘江流域，到达岭南的已属少数，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是以土著民族为主。尽管他们已经接受以汉族文化，民族意识却依然非常强烈。在地方官举措失当，民族矛盾激化，中原政权又无暇旁顾的情况下，终于脱离了中原王朝而独立。
总之，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展虽然到西汉初年已经基本定型，但由点及面的开拓却是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步南迁而进行的。由于多数地区适宜农耕，移民能很快定居繁衍，行政体系有了比较稳定的基础。同时南方原有民族大多从事农耕或渔猎，基本定居或仅在较小的范围内迁徙，没有外来民族的补充，对中原王朝不会构成大的威胁。所以尽管也曾不断遭到当地民族的反抗，疆域基本是稳固的。在这一过程中，大量非汉族人口在政治经济压力和文化薰陶的共同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合进了汉族，为中国南部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献。
由于这种融合并不是当地民族的自觉行动，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不仅包括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更伴随着一些民族文化的消失。春秋战国时一度主宰今宁（波）绍（兴）平原的越人，到西汉时在当地已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到东汉的袁康作专门记载越人历史的著作《越绝书》时，对他们的语言已经是一知半解了。当然，在融合他们的过程中，汉人也吸收了他们文化的精华，如水稻栽培技术最初是受益于越人的。
游牧民族的贡献
北方的情况与南方有很大差异。
战国后期，北方的赵、燕二国的北界已经推进到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东北的辽河中游。秦朝将其西北界推进到了今宁夏、甘肃的黄河一线，西汉进而扩展到河西走廊和河、泊地区。直到清朝以前，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除了隋唐一度到过今新疆东部外，大致没有超出这一界线，即使在实际控制区已经超出这一范围时也是如此。但以东北或北方为基地的政权如渤海、契丹（辽）、金、蒙古（元）、后金（清），却可以在蒙古高原至松花江流域设置州县。这一点显然无法仅仅用地理条件和产业分布来解释，而只能从该政权的统治对象来寻找原因。
北方阴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基地。这些民族由于基本生计是牧业，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除了正常的季节性迁移外，还要作更大范围的迁移。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行动迅速，活动范围广，所以对中原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游牧民族在自然灾害和强敌面前都以迁移来对付，因而蒙古高原几度易主，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先后称雄漠北。一次新的民族迁移发生后，往往可以使人口发生数万甚至数十万计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历来的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是北方，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都来自北方。
秦以后的中原王朝都实行郡县（州县）制，即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置二至三级政区。每一政区有固定和管辖范围和相对稳定的人口，行政长官通过户口登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为朝廷提供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财力和人力，并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各个政区逐级由于一级政区管辖，直至朝廷。定居人口和稳定的农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是这种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游牧民族恰恰不具备这两项条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原王朝聚合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不会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郡县制政区，而只是设置都护府这类军事性的监护机构。因为中原王朝所占领的或者只是人畜走尽的无人区，设置郡县将会没有治理对象；或者留下了一些桀赘不驯、迁徙无常的部族，非郡县所能约束管理。
唯一能够在北方推进郡县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途径是移民。事实上，为了巩固边防、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历来的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不向西北和北方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移民的。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不惜耗费大量物力，但这些移民大多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移民征集不易。前面已经提到过，明清以前一般还不存在人口相对饱和或过剩的情况，只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才会有合适的迁移对象。但这些地区又是经济发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而迁移的目的地北方或西北却是人们视为苦寒、荒凉、危险的戎狄之地。因此，除非发生灾害，再采取募集和强制手段，才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移民。但无论如何劝募或是强制，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强有力的控制，任何一个王朝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实在并不多。汉武帝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拥有几代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和战胜过匈奴的庞大军队，但为了向西北移民七十二万而耗资亿计，弄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第二，移民的安置地区有限。移民来自农业区，绝大多数是农民，到目的地后自然还是从事农业。北方和西北虽然地域辽阔，但要寻找既少军事威胁又便于控制，也容易开垦的地方却并不容易。这些地区既不能离开军事据点和交通线太远以免失去依靠，也要有较好的土壤、气候和灌溉条件，所以一般都在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