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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难。移民到达后必须获得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住房、种子、农具等，才能自立。但开垦处女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规划不善或遭受自然灾害、敌方掳掠，就得依赖官方的维持，否则移民必然会逃亡或回归，移民中的大部分本来就不是出于自愿，在无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压力消失，就会返回原地。如果失去军事庇护，移民又成为游牧民族的掳掠对象，如匈奴中的汉人大多是秦和汉初时迁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
比较而言，对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这首先是因为走廊有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今天的河西走廊还可以生产供养四五百万人的粮食，在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的古代，对数十万移民来说，可垦土地和用水量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只要开发成功，就会使移民们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设置郡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那里一次次成为关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难场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经包括官员、学者、艺人等等，素质大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比较巩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断的情况下，还会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被吐蕃占据，但居民的万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就率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悬于中原之外，独立存在了二百年，到１０５０年才灭于西夏，其基础就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后裔。
东北地区的民族虽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质，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渔猎为主的，有的还兼农耕。这些民族迁移较少，对中原政权较少威胁。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开垦，还是有发展农业的条件的。勃兴于东北的民族大多拥有一些从事渔猎、农耕的部族，因而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方式，并进而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政权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疆域后，就会采用招诱和掳掠的办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农民，使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耕。以这些定居人口为基础，建城邑，置州县，实行与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
久而久之，不仅建成了大片农业区，而且本民族也发生了变化。
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将俘获和投降的汉族及其他部族的人口迁至国内建城安置，从事农耕。有农耕区内不仅保持中原制度，有的连州县名称都仍用原地的。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蓟、镇、定、妫等州（约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党项、吐浑、女真、奚、乌古、高丽等。到辽后期，全国人口中汉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海人，所以金灭辽以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而在元统一后，在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已经被视为一体，统统被划为“汉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政权也都采取过类似措施，如清朝在入关时就已经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和上百万汉人了。这一措施对契丹人、女真人和满人政权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因为这不仅使它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为它们的扩张和入主中原以至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
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要将这样一大批移民安置到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上去，就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
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垦
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明朝的官方户口数始终在五六千万间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１７世纪初已经接近或超过二亿了。在江南和一些地少人多地区，人口压力已经相当大，大批无地贫民涌向山区开垦。但由于北方面临强敌，无法出境开拓，所以除了在辽东的少数人为后金（清）所吸引外，其他人口无法越出长城。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人口大减，客观上减少了人口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推迟了、却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实上，到１７世纪末人口就恢复了明朝的最高水平，１８世纪已经突破三亿，１９世纪中期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在南方，与邻国的疆界已经固定。而在中国版图内的开垦已深入山区，开垦率已近极限，有的地区已经开垦过度 ，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两块最大的处女地－－东北和台湾。
经过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鉴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巩固边疆的需要，终于变默许为开放和鼓励。数以百万计和移民使东北和台湾在短期内完成了初步开垦和设置行政机构的过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湾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与此同时，大批移民从内地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尽管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开垦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为统一的中国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础，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强对中国边疆瓜分。如台湾省虽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数百万大陆移民奠定的基础和与祖国大陆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坏的，这是台湾从日本奴役下回归祖国的内因。
第三节 民以食为天
引言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换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的差异、互相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交通运输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要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工具等。而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有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是中国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他地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多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