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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安全事实上是概率尺度问题，对当事人来说则取决于心态。能吹的人可以把一件事说得神乎其神，道深的人或傻大胆对此却认为不值一提。我就是一个傻大胆，你说不行我偏要试试。我们曾遭遇了山上滚石的袭击，猪一样大的石头在距离不到10米的地方滚过，没砸到人，石头毕竟不如猪，你不去找死让它蒙上你也不是那么容易。
暴走墨脱（3）
在墨脱一路上的感受，只有在我们翻过嘎龙拉子雪山才定下神来慢慢细想。我们一路上都干什么了？睁开眼睛就上路，吃饱晚饭就睡觉，整天价猛吃猛喝猛喘猛打呼噜，连续十多天不关心国家大事，国家也不会找谁来关心你，听不到电话铃声，闻不到汽油味儿，没处挣钱也没处花钱，没有娱乐也没有烦恼。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感官和四肢，奔你想去的地方。
这就够了。
尽管我等业余玩家没有科学家的科考成就，没有职业摄影家创作的无可挑剔的作品，没有职业探险家惊世骇俗的历险传奇，但是我们拥有泛滥成灾的探究兴趣、无知无畏的生猛习性、说走就走的行动意志、淡泊功利的游戏精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我挑战的行动赋予意义。如是，墨脱之行可作为一头老驴平天下的仪式存在，无人喝彩，但足以自豪。
非典时期（1）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彻底洗手不干了。
我就是有病，而且肯定是非典型性的。
我从来就不喝小酒，那是多么庸俗的喝法，亵渎酒神精神！要喝就要对得起酒，喝大酒，无目的地胡喝，喝到浪里头，浪呀么浪打浪。
墨脱回来，人无恙，心却丢了，不知飘在哪片森林，或藏在哪座高山上。
这趟出行终于满足了一把花净积蓄的愿望，没钱了，心里不闹腾了，我等着瞧自己怎么活下去。房东正等着要来年的房租，还有年关在即，这一桩桩在唯物主义者们看来简直像灾难一样的事儿居然还是让我急不起来。我还浸泡在余温尚存的记忆中。我就是想那个墨脱，想大峡谷，想下一回怎么个走法。看来我真的上层次了。
没钱怎么走呢？还要去打工吗？玩野外的朋友们相劝，胡乱找份工先打着，解决酒资问题，剩下的零存整花，也是一种不坏的活法。大部分的驴友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想过，也试过。打出一份简历，自己看了看，不错嘛：高学历，师出名门，阅历丰富，好歹也是个人物。尽管美誉度欠佳，但怎么说也应当算是猎头级的东东，是个骡子当驴卖也应当讨个好价钱。上了51job网站，找了几家搞教育信息化的公司，把简历发了过去，有几家感兴趣的约见谈了谈。可能是因为要价太高，没戏，意料之中没戏。
什么教育信息化？完全是傻瓜化嘛！被媒体炒晕了的股市灾民们不懂，吃这碗饭的企业人能不懂吗？有哪几家搞教育产业的公司挣到钱了？还不是都在花钱挣吆喝。也有挣到钱的，是送出去的多还是挣到手的多，有多少自己的原创，又有多少终端客户自愿买单？有敢站出来实话实说的老板吗？中国的家长们好可悲，听风就是雨，大把的掏钱，给孩子们买了一堆又一堆的洋摆设，结果都锁在专用教室里等上级领导来参观验收。不出几年，莫尔定律的垃圾车准时开来，学校再出上搬运费把这些重金买来的东东倒掉。孩子们学到什么信息技术了？有泡网吧学的多么？
改行吧？干别的行业。就当还有积善的行当，但我找不到善的出口，又要重新张起一张网拉关系，认门路，当副陪，窝里斗，人模狗样……累呀！不就为套房子吗？还有一部车，车里再拉一个女人，女人左手戴一钻戒，右手拉扯一个孩子。还有什么？让人羡慕？我靠！累死了。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彻底洗手不干了。还是海南一期的，跌份哪！以前打工还可以有个借口，为了儿子，儿子现在都不跟你玩了，你还为谁？
老子谁都不为了，就为能喘气，大喘气。老子要选一个谁都玩不起的活法。就当一个“三无”人员吧。过去一直奉行读没有用的书，交没有用的朋友，现在再添一样，当没有用的人。
可笑吗？有用的人、好使的人就不可笑吗？
我曾经是被当做有用之才被家庭和学校培养的。我的名字就是见证。我的出生地在湖南，父母为我取名叫建湘。估计这个名字在湖南有成千上万。在我出生的岁月，为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多少有攀神圣的企图。后来在海南，我当包工头时雇过一个同名不同姓的民工。我跟我妈调侃说，你们当年就是打算把我培养成民工吧？我妈乐了，给了我一巴掌。回想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改了名字，比如“卫东”、“向东”什么的。我爹也想给我改名字，起初给我安了个名字叫“勇”，大概是在湖南生活过，联想到了“湘勇”。我嫌与人重名，拒不接受。老爹说，那就叫“无用”吧，好歹也是水浒里的大人物。我更不愿意接受，与之争辩凭什么说我无用，我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爹再没吱声，他也许在想，如果公然反驳我的说法，眼前的这个傻小子真能把他告了。那时的我的确充满了当炮灰的愿望，也真干得出来大义灭亲的事情。没想到我后来当了老师，又经历了许多不可遇见的事情。最后，历史轮回，命运又回到了老爹为我起的名字上。虽然“无用”这名字起得很不严肃，但我情愿接受这种命运安排，活回去，像个傻乎乎的孩子。
看来我注定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黑客”，一个非法进入者，没有身份，到处精神漫游。
到了这把年纪，我再也不怕谁笑话我笨，我就是笨咋啦？我挣人民币就像别人挣美元一样难。说自己比金子还纯洁总不大好意思，就当我心太软吧。反正有些酒我是不喝的，有些话我是不说的，有些事我是不做的，于是有些钱我是挣不到的。有人会说：“你有病！”想说什么爱谁谁，我并无心干预别人的钱怎么挣，更不会因为自己点儿背而怪社会。借狗子的话说：“社会没病，我们选择的病。”
我就是有病，而且肯定是非典型性的。
我看见那些掩面而逃的人们心里直乐：胆小鬼，怕传染不是？我得的病也是你得的？你们丫的也就配得个流行病。
总是有胆大的，前来窥探我的病情。就像在“非典”时期我们前去窥探小汤山医院一样。
2003年4月底到5月初，北京闹“非典”的消息管理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平日车流如川的大街顿时空空荡荡。夜晚，我滑着排轮在主路上款款滑行奔赴酒局，一路检阅着探头哈腰的路灯和穿梭在都市的巡逻警车。红灯，瞎鸡巴照，照巴甫洛夫的狗去吧！偌大的城市任由我一人恣意穿行，皇上算什么，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吗？新街口天川酒肆，诗人、旅行家大踏的食堂，一群啤酒主义者在这里轮流上岗，挥霍健康、时间和过剩的荷尔蒙，延续着不散的筵席，愣是把曹雪芹的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给废了。来者都是这个都市的边缘人，昼伏夜出，无厘头聚会，有海量斗酒。这里的酒干净，不含“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喝酒的人酒量都很长。喝大了人人手里都掂着啤酒瓶子，把自己想像成抗击“非典”的英雄，摆出用手榴弹与“非典”同归于尽的样子，高唱狗子的啤酒主义战歌：“这是最后的啤酒，再来8瓶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它已经实现”，吼声恐怖。啤酒主义在这一特殊时期迅速发展成了啤酒恐怖主义，“非典”懂看人，终不敢与这些亡命徒较量，远远地躲在小汤山与白衣天使周旋。
非典时期（2）
大踏骑着京式三轮板车，拉着旅行家罗艺，电视人子鹏，前往小汤山医院看望，我滑着排轮尾随其后。在医院大门口，我们被带着面罩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大踏说想采访一下张院长，拍些白衣天使抗击“非典”的场面，话说得跟真的一样，结果遭到严厉警告：“别进去，进去就别想再出来！”我等人不惧“非典”怕枪子，不敢再继续逗贫，悻悻地离开了。
这段时间没人敢见我，因为怕传染上“非典”。我敢见人，能见到的人都在喝啤酒。我重新开始喝酒了。我从来就不喝小酒，那是多么庸俗的喝法，亵渎酒神精神！要喝酒就要对得起酒，喝大酒，无目的地胡喝，喝到浪里头，浪呀么浪打浪。
刘阳是国内早几届的教育哲学博士，出自名师名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