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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
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
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
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
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
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
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
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
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
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
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
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
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
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
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
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
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
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 页）毛泽东可以算
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
四个月的小职员。
40 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
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 页）
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
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 年4 月30 日，毛泽东给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
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
改
期》，《读书》1998 年第3 期第122 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
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
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
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
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
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
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
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
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
仍旧
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
个职
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
了一
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
几
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
据
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
情，
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
毛泽
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
写的
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
国的
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
没有
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
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
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
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
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
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
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有意味的百分比
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
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
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
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 年共
有55 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
知道的。1958 年4 月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 万。
后来不久，又说有40 余万人。1959 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
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45 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
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 人。1980 年共改正了54 万余人，余下
的5000 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
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55 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
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
也认为：“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 万余人。”（该书下册839 页，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
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55 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谁订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
书，才感到这个55 万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
毛泽东是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
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
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
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
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50
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
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数字的喜欢。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
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
可能
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
十多
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该书3 册，89 页）
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
出来的。
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十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
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的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
布不
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 页）
在“三反”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
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
多少人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