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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
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
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
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
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
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 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
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
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
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151 页）。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
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 年10 月11 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
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
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第2 页）。1955 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
何以不好？”（同上23 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
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 万右派的比例也就
不难理解了。
1957 年3 月8 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
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
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
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 页）。毛
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57 年3 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500 万知识分
子为基数。1957 年3 月10 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
中国有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
了堆”（同上153 页）。1957 年3 月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
在内，大约有500 万左右。这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
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
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 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
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379－380 页）。
按毛泽东的习惯，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
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 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 万左右的右派，这
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500 万人中比较熟悉
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
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500 万的总数来说，这些
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380 页）。反右开始以后，毛泽
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
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
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
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
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537 页）。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
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 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
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
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 万的百分之十不
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
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
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 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
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
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339 页）。
电视与学术明星
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学者介入电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批评
者以为这是学者的堕落，而有幸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以为这是他们介入社
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明星的称呼，也很不以为然。
现代社会，电视是首选媒体，尤其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差不多可以说
是获取信息、娱乐及思想的惟一渠道。按理说，学者选择这样的媒体来传播
自己的思想，并影响大众的观念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人们对学者的
表现看不上眼呢？称他们是学术明星，这还是客气的，我在私下里听到的还
有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说法。不管这话中听不中听，我们仅把它当成
是一种情绪化的反映，从中来反思一下学者自身的表现吧。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者要不要介入电视，而在于怎样介入电视。如果
平心静气地听听人们对学术明星的批评，虽然有过激之处，但就这种情绪所
代表的思想倾向来说，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尽管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学者的
鄙视性称呼。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学者应该比大众明白，但实际上那些
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
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
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
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谈起问题来，
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
学术明星呢？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
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
护的学术明星，我以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
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
学者们一般都知道，索尔仁尼琴那篇著名的《不要在谎言中生活》，他
在那篇文章中表达的思想和做人态度，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不然我们就糊涂
得不可救药了。
学术明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台湾杭之先生在《一苇集》中就有长文
分析这种现象，可惜许多学术明星忘记了他的告诫，自觉扮演这种角色。只
要有好处在，这种角色也就不会绝迹。杭之就说过：“只要有政治的存在，
或至少开放、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还没有健全地建立起来，这种为了政治之
需要而制造出来之凡是的、歌德的学术，文化明星便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
永远不会消失。”喜欢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但他们要随时
耐得住性子听老百姓的批评，你做都做了，难道还不让人家说吗？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
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
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因为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
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
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
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的
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
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个身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