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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 一般对于历
史的
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
使
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
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甫创刊，即在《观察》通讯的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
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
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
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
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
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
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
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
＇7＇。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非常客观的分析。针对
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
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7＇
《观察》第1 卷第1 期第21 页。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那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心声，他们在极大的苦闷中既没有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也没有对共产党抱有
过高的希望，就他们当时的理想而言，多数人希望通过走民主和宪政的道路，
来改变中国的局面，具体而言，盼望胡适能够组织新党，或者创办刊物，以
自由的言论影响国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的追求似乎有些
天真，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现实，但这种理想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心中，成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
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
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对于胡适的行踪和言论颇多留意，这都是研究胡
适的重要资料，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
般较为可信。
胡适在沈祟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
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
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8＇。胡适对于沈祟事件
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这种言
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我认为是理智的。虽然他的这种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有
帮助作用，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沈祟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
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
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
民族情感时，依然要让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
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8＇《观察》第3 卷第21 期第17 页。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
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
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象汉
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
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
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
的＇9＇。听到有学生被打伤和被捕时，胡适总是赶到医院去探望并设法营救
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理解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
点。 ＇9＇《观察》第2 卷第14 期第19 页。
《新路》与《观察》
《新路》与《观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将两个几乎同时期出现
的刊物联在一起，是从他们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着眼的。与《观察》比较起
来，《新路》的命运更引人深思。
由于《新路》比《观察》更少为人所知。我想先介绍一下有关《新路》
的情况。
先从萧乾与《新路》的关系说起。
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 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
（1949 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 年解下过几
个月”＇1＇。 ＇1＇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19 页，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1991 年9 月版。
从萧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过去一直是持否
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
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
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
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
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
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
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
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2＇。 ＇2＇萧乾《未带地图的旅
人》第219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年9 月版。
萧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萧乾当时的处境，让他承认《新路》是
一个值得肯定的刊物也不现实，从高压下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是常
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萧乾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的封
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
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 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倒是保持了
比较清醒的认识，巴金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
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
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
坏”＇3＇。 ＇3＇《巴金书信选》第44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
8 月版。
事实是，1948 年1 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
《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
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二栏＇4＇。 ＇4＇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23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2 月版。凌宇《沈从文传》中所述萧与
沈的矛盾与分歧，与当年沈未参加《新路》的筹办有关，见该书第413 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10 月版。
现在我们再回到《新路》的情况。
1948 年3 月1 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 月2 日
的会员大会上，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了著名
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新路》的创刊号是1948
年5 月份出版的。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
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创
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
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 期，时间是1948 年10 月23
日。第2 卷出至6 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 年12 月18 日。
《新路》在第2 卷第1 期上曾发表过”—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
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从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创
办刊物时的心情和不计个人私利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急迫心情，我将全文抄在
下面＇5＇： ＇5＇《新路》第2 卷第1 期第2 页。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
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
路周刊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