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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几个钱，总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着自己。
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一天，他就后悔得急着想另找一样活儿干。对这种活儿他愈想愈觉得可笑，如果别人不笑他，他自己也要笑的，这种精神上的自虐，时时萦绕在脑际。
显然，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受雇于镇上新开张电影院的坤树，不得不化装成“广告人”，打扮得奇奇怪怪，戴着插着羽毛的圆筒高帽，涂着像鬼一样的花脸，不仅举着电影广告的看板，而且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胸前背后还附带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广告，在炎炎的骄阳下流着汗水与泪水，忍着饥渴，一趟又一趟地穿行于小镇的大街小巷之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镇上居民的注意，以达宣传电影的效果，希望有更多的人会来看电影。就现代广告发展的历史而言，这种以身体当广告媒体的方式，是一种最原始的广告形态，也是属于一种流动的户外广告形态，在大城市中已经很少采用了；但在小镇上，这种流动的“活广告”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它的出现是台湾商业经济竞争的必然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坤树所担任的这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给他带来极大痛苦的广告工作却是来之不易的——这个以自己的身体充当广告媒介的构想，是他向镇上新开设的电影院老板竭力争取来的，是他维持全家生活的一份重要工作，因此他非常注重广告宣传效果的好坏：
看看人家的钟，也快三点十五分了。他得赶到火车站和那一班从北来的旅客冲个照面；这都是和老板事先订的约，例如在工厂下班，中学放学等等都得去和人潮冲个照面。
在这里，时钟“快到三点十五分了”就像身背后的一条鞭子似的狠狠驱赶着坤树，鲜明地表现了坤树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因为如果他的广告效果不好的话，可能会遭致再次失业的命运，而饭碗一旦保不住，那么接踵而至的种种可怕后遗症将是他不敢想象的，也是他无法面对与承受的。因此，每当电影院老板找他时，坤树都表现得十分失措，显得忐忑不安：“他脑子里一时忙乱的推测着经理的话和此时那冷淡的表情。他小心的将广告牌子靠在橱窗的空墙，把前后两块广告也卸下来，抱着高帽的手有点发颤。他真想多拖延一点时间，但能拖延的动作都做了，是他该说话了。他忧虑重重的转过身来，那湿了后又干的头发，牢牢地贴在头皮，额头和颧骨两边的白粉，早已被汗水冲淤在眉毛和内凹入的两颊的上沿，露出来的皮肤粗糙得像患了病。最后，他无意的把小胡子也摘下来，眼巴巴的站在那里，那模样就像不能说话的怪异的人形。”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工作的紧张与焦虑所造成的。小说以生动的画面道出了主人公坤树的尴尬处境：
“呀，广告的来了！”围在零食摊里的一个妓女叫了出来。其余的纷纷转过脸来，看着坤树头顶上那一块广告牌子。
他机械的走近零食摊。
“喂！乐宫演什么啊？”有一位妓女等广告的走过他们的身边时问。
他机械的走过去。
“他发了什么神经病，这个人向来都不讲话的。”有人对着向坤树问话的那个妓女这样笑她。
“他是不是哑巴？”妓女们谈着。
“谁知道他？”
“也没有看他笑过，那副脸永远是那么死死的。”
他才离开她们没几步，她们的话他都听在心里。
“喂！广告的，来呀！我等你。”有一个妓女的吆喝向他追过来，在笑声中有人说：
“如果他真的来了不把你吓死才怪。”
他走远了，还听到那一个妓女又一句挑拨的吆喝。在巷尾，他笑了。
这里所展示的坤树的尴尬处境，缘于他向伯父借不到米，为了维持全家起码的生活，以及保住老婆阿珠肚子里的胎儿，不得不干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营生。他心里很明白“反正干这种活，引起人们注意和被疏落，对坤树同样是一种苦恼”。尽管连妓女和小贩都拿他耍笑，但坤树的滑稽形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镇居民的猎奇心理，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共存于同一时空的新人“广告的”与古老的妓女一样，都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坤树那面无表情又沉默不语的行为，折射出的是现代消费社会里“小人物”被彻底忽略的“无名”存在状态，因为坤树本人已经由人而沦落成商品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坤树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只是他身上挂的商品广告牌，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
“真莫名其妙，注意我干什么？怎么不多看广告牌？那一阵子，人们对我的兴趣真大，我是他们的谜。他妈的，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坤树仔，谜底一揭穿就不理了。这干我什么？广告不是经常在变换吗？那些冷酷和好奇的眼睛，还亮着哪！”
显然，由于坤树本人在为商品做广告的同时，自身也已经由人沦落为商品了，因此即使人们知道他就是“坤树仔”，也丝毫不能改变他被忽视的现实，反而更加增添了他被蔑视的痛苦。小说敏锐洞察了聚焦在坤树身上的丰富人性内容和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商品经济上的畸形关系。
同社会的冷漠与无情相对的是，小说以很大篇幅表现了坤树与妻子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与儿子之间的深厚亲情。小说由此表现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在生存挣扎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伤痕美”。这是一种面对坎坷人生与不幸命运决不屈服，在累累的“伤痕”中仍然坚守着作为人的尊严、坚忍、宽容、自信的美好情操。小说中有一个关于“夫妻口角”的小插曲，生动地表现了坤树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与慰藉。当坤树顶着烈日、浑身悬挂着广告牌游荡于小镇的街巷之中时，随着他脚步的机械移动，他的心却早已溜回了家。他想起了前一晚因家事误会太太阿珠而引起的争吵，其实坤树既无心又不敢打阿珠，因为阿珠对他的隐忍与退让，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疚，立刻浇熄了彼此间的怒火；坤树还想起了儿子阿龙的可爱，更想起这份令他失掉自尊的“丢人现眼”的差事。然而，坤树的尴尬还有一重更深的意涵：对外人而言，坤树只是一块“游动的广告”，一个隐形的“人”而已；“广告牌”把坤树作为“个人”的一切丰富情感和自我存在、他所必须忍受的烈日炙烤、他对妻儿的爱恋，以及他为了这份爱恋所必须忍受的精神自虐的屈辱和痛苦都压抑掉或遮蔽掉了，仅仅剩下一点属于自己的同病相怜的微末幻想：
“你总算找到工作了。”（他妈的，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
“阿珠，小孩不要打掉了。”（为这事情哭泣是很应该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嚎啕地大哭起来。我知道她太高兴了。）
在这里，坤树对这份广告工作的无奈、不情愿，同妻子阿珠的高兴形成了鲜明对比。显而易见，妻子阿珠虽然庆幸他找到了好工作，却无法深入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但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却并未减少。因此当阿珠与坤树发生争执时，只是止住嘴，紧紧抱着儿子阿龙哭泣，虽然遭到了丈夫的误会，她却一如既往地天天背着儿子阿龙帮人家洗衣服，还时不时地偷窥在街巷中如游魂般穿行的丈夫，担心着坤树所遭受的戏弄、侮辱与嘲笑。小说用交错叙述两人心理活动的方式将双方自责与后悔的感受表现出来了。在“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存境况里，亲人之间也难免会产生误会与烦恼，但坤树夫妻面对穷困却并未被打倒，小说也由此揭示了坤树自尊受损的痛苦与这对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爱之情。显然，对于坤树夫妻这样的乡镇“小人物”来说，面对环境产生的命运挣扎与人生困惑，确实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黄春明曾一再说：“乡下人是环境下的悲剧人物，他们缺乏机会。”转引自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76页。在他笔下，农人家庭、宜兰乡镇和时代社会，这多重的生活层面共同构成了乡镇人物的生存环境，人物的命运又是在这乡镇环境的变迁中展开的。说到乡镇“小人物”的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一方面它明显地带有传统农村社会与自然经济状态的特点；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