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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六天，天天如此。到第七天，星期日，他们是午饭后出来，走到肮脏的、小圆石铺成的操场上，坐在车库旁边乱扔着的旧轮胎上；象是经过了繁重的劳动钻到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穿的是被希特勒军队击溃的欧洲各国部队的服装——有法国的，有丹麦的，有挪威的，还有混合装，譬如说，法军的裤子，英军的上装。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之间不得相互了解任何情况，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谁要是企图打听一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些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知道，特务处保存着他们各人的履历表，其中填写的所属民族决不会饶恕他们对本族的荣誉和自由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除了坏蛋的名声之外，还要加上刽子手的臭名。
柏林、慕尼黑、汉堡的犯罪研究机关都很了解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需要有两次生命，才能服满对他们全部罪行所判处的刑期。
任何法律也不保障他们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过他们的犯法活动。
为了接近这班家伙，搞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魏斯特意在星期天给自己安排一点车库的活。
他把车库的门敞开着，听见有人在说俄国话，用俄国字眼，但是看不见说话的人。
一个不会发卷舌音的男中音压低嗓门，懒洋洋地说：“实际上，有四种办法掩饰对死亡的恐惧：性欲、麻醉、极端唯理论和侵略。”
“弗洛伊德，①”有人随口插了一句。
【 ①弗洛伊德（1866一1939），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论的创立者，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弗罗伊德学说。弗洛伊德学说把个体和种族自卫的本能作为人的全部行为的基础。——译注】
“也许是吧。既然‘人人皆我仇敌”成了主导思想，那么不管亲疏格杀勿论，就不仅仅是合乎潮流，而且是维持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
“信仰到双手划十字的程度了。你还是谈谈女人吧，”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好吧，”男中音表示同意，“我在这儿见到一个年岁不小的漂亮娘儿们，大腿粗得挺难看，嗯，简直象穿着马裤一样。你们瞧，她嫌我种族不好，拒绝了我。”
“你可以凭自己的贡献，请求授给阿利安人称号。”
“我向长官提到过我的功劳，但是他毫不客气地说，倘若我再有半个字提到此事，他就把我绞死。”
“只有现实才能使希望破灭，”男中音高傲地说。“让祖布去对自己迷惑不解吧！愿他造福我们伟大的盟邦德国。至于我，我从来没想要做高尚的事情，大概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神意裁判呢？”
“我希望上帝赞同我的观点。”
“你不该靠匕首，而应该靠笔杆子挣钱。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不是不干，而是被赶出来了。考虑不周，以飞快的速度发了一笔财，惹起一场官司，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我干掉的不是德国女人，而是我的同胞，那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出乱子。”
“判了你多少？”
“减了刑。我在法庭上一口咬定，我爱那老娘儿们不是为了贪财。杀她是由于争风吃醋。”
“你跟她鬼混了很久吗？”
“我是在杂技团跟她认识的，当时我在施库罗的马术班里当演员，跟她混了一年半载就吹了。”
“当了一段雇员……”
“好嘛，我落得个《黑桃皇后》里面格尔曼的命运：既没有钱，也没有老太婆。”
哑嗓子沉思地说：
“这码事毕竟有些神秘的巧合……尼古拉被流放到托波尔斯克，离格利希卡·拉斯普京的故乡波克罗夫斯克村才几俄里。”他叹了口气：“唉，俄国啊！”
“我要请求！”一个男高音失声尖气地插进来。“请求皇上……”
“得了，”哑嗓子平静地把他挡回去。“别挥拳头，我要是动手，会打得你鼻青脸肿，叫你那些庄稼汉谁也认不出他们过去的老爷。”
“会认出的！”男高音恶狠狠地说。“我会叫他们认出来的……”
“你想德国会把庄园交给你？等着瞧吧！”
“先生们，”男中音打官腔了，“你们说过头了，你们没有权利议论德国有关俄国昔日领土的打算。”
“谁会泄露出去呢？”
“没准儿是我，”男中音回答。“我。当然，要是你不首先去报告的话。”
“坏蛋！”
“不错。”
这时另一个人说：“我在不来梅服刑的时候，我们被押送到军械厂去干活，每一次回监牢之前，都要用爱克司光照射我们，检查是否有人偷了车间的工具。据说爱克司光破坏人的机能。”
“你要那些机能有什么用？”
“不过，终究……”
“我嘛，先生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份菜汤和大馅饼。呵，要这么大一个的…”
“你最好少吃一些，别再增加体重了。将来空投的时候，你会折坏腿的。过去有个家伙跟我一道空投，一着陆腿就扭脱了。我只好替他治一下，用手枪把他干掉了。”
“哼，蠢东西！”
“有什么法子？把他驮到苏联医院去吗？”
“你何不象外科医生那样，用刀子干！”
“哎呀，你这个屠夫！”
“你放心，如果我和你搭档，我会无声无息地卸掉包袱的。”
“除非我没有先用降落伞绳把你勒死。”
“干吗又撒野了？”男中音来当和事佬。“春天了，复活节快到了。”
“你会在哪儿过复活节呢？”
“除了俄国的梁赞省，还能在哪儿？”
“你会被他们扭送肃反委员会。你到肃反委员会去过复活节吧！”
“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男高音厉声纠正他。“不能这么跟不上形势。”
“说惯了……”
“可不是，一九二０年就离开了家乡。”
“没关系，别哭鼻子。很快就会送你们回去的。”
魏斯拿着个充好气的内胎走出车库，在离那几个人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仔细检查，象是在寻找扎破的眼儿。然后又把内胎贴在耳朵上，听听是否漏气。
一个塌鼻梁的瘦高个儿并不转过脸来，用俄语问道：“喂，当兵的，你有烟吗？”
魏斯聚精会神地转动着手中的气囊。
“要不要我给你一支烟？”瘦高个用齿音挺重的男中音又问了一遍。
魏斯继续做自己的事。
“你别害怕，他根本不懂俄语，”矮胖子说罢就用德语问道。“喂，当兵的，什么时候了？”
魏斯回答：“没有钟，”说着注意地打量他们一眼，想记下这几个人的面貌。
一个谈黄发的秃顶男子用羊叫一般的男高音操着俄语说：“他自己就戴着手表。这只德国猪罗，真笨！”他客客气气地递过一支烟，改用德语说：“赏个脸，抽一支吧。”
魏斯摇摇头，掏出自己的烟盒。
黄头发把魏斯不要的那支烟夹在耳朵上，叹了口气，用俄语发牢骚：“哼，替他们流血流汗！”他又掉过脸来用德语对魏斯说：“真棒，当兵的！你懂得勤务。”说罢举手高呼：“希特勒万岁！”
魏斯把气囊放回车库，返身出来，拿了块小木板垫在膝盖上，铺上一张信纸。
魏斯俯在纸上，沉思地用铅笔在上面写着，时而若无其事地瞅瞅那几个身穿五光十色的外国军装，通晓德语、俄语，也许还懂得其他语种的人。他们早已丧失了各自的本来面目，丧失了本性。尽管他们各有特征，但是人人脸上都烙下了同样的残忍、冷漠和空虚的表情。
魏斯对这几张脸观察得越久，就越加清楚，要牢牢记住它们是不可能的。
又到了星期日。魏斯仍然在车库旁占据一块地方，用挂子沙沙地挂着汽车内胎，打上补钉。补完车胎，他不慌不忙地拆开汽化器，洗刷一遍，重新装好。这才用破布把手擦于净，同上次一样，开始写信。
那伙人显然已经看惯了这个不多话而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彼此只顾天南地北地聊着。
魏斯漠然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过，落到旁边的某个东西上；这时他好象想起了信中的一句话，便又埋头写了起来。
士兵写家信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那伙人谁也不再介意，不再理会他。何况他们确信，魏斯对俄语一窍不通。
这伙人的头儿，看来是那个剃光头的瘦子。此人五官端正，额头倾斜，双眉细长，灰色眼睛里时出冷冷的光。当他插话时，大家都安静下来，连那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