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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答问题时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要给学员打气，灌输信心，不让他们被严酷的狱中生活吓倒。另一方面又要杜绝他们的一切希望，用铁窗风味和狱中种种可怕之事加以恫赫，使他们宁可自寻短见也不去投案自首。他不正面回答问题，只是起劲地吹嘘毒丸药的妙用，称它是德国化学工业的杰作，药性极快，几乎没有痛苦。
指导学员们使用伪造证件的，是一个枯瘦、秃顶、长着副愁苦小嘴脸的人。他没有牙齿，满嘴都是假牙，说话时上下颚开合有声，活象一个捕兽夹。他因倒卖外币而坐牢，德国人把他放了出来。倒卖外汇是他家祖传衣钵，他继承了这套本领，并对苏联政府机关的文读程序颇有研究。
他没精打采地望着自己的便便大腹，咕咕哝哝地说：“出差证的日期由你们自己填写。从起飞的前一天算起。按现行规定，出差期限为十五天。所以期满之后你们还要仔细地重填一张出差证。
“不要把民用证件和军用证件放在一起。一旦出事首先销毁军用证件。如果发现民用证件是伪造的，你们可以托辞是为了逃避兵役买来的。大不了把你们发配前线。如果同时发现军民两套证件，那就很难分辩你们不是派遣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应去城防司令部办理登记，但不用性急。如果值勤人员太挑剔，就第二天去。不要住旅馆，要住在私人家，最好是寡妇家里。免除兵役必须持有体格复查证明。你们自己按照适当的条款去办。最好要有些症状。不然就说患有精神病。至于如何装病，另外还有一讲。”
他笑嘻嘻地、露出发青的假牙说：“我装过迫害狂患者，很成功。还装过癌症患者，在监牢里常常吃到病号饭。”他以敬佩的口吻说：“德国制版术无与伦比，仿制证件德国人第一。”又小心地提醒道：“即使能在当地弄到真正的证件，我也要说：只有小心谨慎才能取胜。本人奉劝诸位：贿赂的手段是不行的。他们收下了钱也就抓住了你的短。本人有过可悲的教训。”
制造伪证件的作坊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于，门上钉着铁皮。制版师是个名叫巴巴什金的老头儿。他从前是“钟表、印章、眼镜”联营社的职工，如今被囚禁在这里，睡一张折叠床，白天折起来。填写证件及统一材料规格等技术活儿全部由他完成。他能用不同的钢笔和墨水模仿各种笔迹签署证件。
每个学员需照三张相片，一张穿军装，两张穿不同的便装，以备护照及其他证件之用。照片经过化学处理，在证件上不显得很新。
打印证件文字有一台专用打字机。魏斯设法弄到了它的字样。他还发现，假党证的封皮较为光亮，顺着纸面望去，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反光。魏斯也注意到，巴巴什金从指挥人员的工资簿上剪下取款券，小剪刀在存根上留下了曲折的痕迹。
魏斯把所有这些情况，包括在证件上贴照片用的胶水样品，通过秘密点转给了总部。
颁发证件前夕，骑兵大尉盖德召集全组人员作最后的训话。
他严厉地说，希望大家对工作一丝不苟。编造假情报是徒劳的，因为所有的情报都要经过核实。任何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自首的企图只会招致特工自身的毁灭，给德军司令部带来的物质损失则是微不足道的。
盖德站起来，潇洒地笑着说：“谁拿不定主意或者害怕，现在可以说出来。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决定是否同我们合作。谁要是不愿意，也不会受到任何虐待。只不过把他送回集中营，或送到别的地方去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盖德等了一会儿，谁也不愿说实话，这种天真的傻瓜一个也没有。
关于这一套程序，“钉子”预先接到了魏斯的通知。他已通过适当方式在组内物色到两个最可靠的人。
出发前几天，小组人员开始领取服装。是春秋穿的衣服，如白绒布衬裤、橙黄色针织村裤、浅蓝色汗衫、袖口和领口镶有绿边的灰色毛衣。还有苏制厚法兰绒包脚布，但被截为两半，变成方形。仓库里只剩下斜纹布的红军军裤，没有一件红军军官大衣。靴子大都是厚油布的。
便服都是外国式样：裤子有两个后兜，上衣单排钮扣，后襟很圆。衬衫一般没有领子。有时裁缝从下摆省出布料加做衣领，非常显眼，如果用的是条纹布，领子上的条纹不是横的，而是坚的。
几乎每人都发了一双亚麻布鞋，鞋头包着黑皮。
新发的衣服、鞋子不得在营地内穿用。试装后必须全部包好。如果小组行期推迟，服装应交回仓库保存，上贴标笺，写明属于何人。
魏斯留意的这些细微情况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很有用处：它们可以作为识别罪犯的标记。德国人不许他们的间谍衣服穿得很合身，这一点能够引起苏联人的警惕。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如此衣冠楚楚，起码是个骗子或逃兵。
施泰因格里茨对学员们试装冷眼旁观，不以为然。
进攻苏联以前，希特勒在对欧洲国家的战争中广泛开展非直接军事行动，并使这些行动具有特殊的内容。他曾利用这些国家统治阶层中的雇佣间谍和非雇佣间谍，利用他们的自私、虚荣和追求权势的弱点。金融巨头和大企业主们则在国际康采恩中同德国伙伴有效合作，牺牲本国独立以捞取暴利。
从前德军统帅部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直接军事行动，而是以不同方式从敌后发起进攻。
施泰因格里茨知道，希特勒以往都是从涣散和瓦解敌方斗志开始战争的。麻痹和摧毁敌方抵抗意志乃是秘密战的最高目标。
眼前这班所谓的间谍是些什么人呢？社会渣滓，行尸走肉。扶植这种人是为了把他们象牲口一样驱赶到敌人的阵地和布雷区，利用他们的死来探明敌营中暗藏的危险和各种陷阱。
他回想起在盛极一时的欧洲国家雇用的那些老练的高级间谍。虽说他和这些人格格不入，但总能找到共同语言，相互谅解，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目标，把各自的幸福都寄托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数上。要说背叛，他们背叛的只是本国政府而不是自身的利益。在战败的情况下只是政府变换更迭，对每个愿意并善于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人来说，生活的实质和目的并没有改变。
可是眼下这些人呢？
他们可以去杀人，爆破，传递情报。但是他们能否削弱和摧毁敌人的斗志，并博得苏联某些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呢？施泰因格里茨在考察苏联战俘的过程中早已产生怀疑，认为对俄战争的政治战略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上，即误以为苏联国内存在着一支反对现存制度的势力。
倘若确有这股势力，谍报局只要设法从战俘中发现这一类不满现实的人就行了、但情况绝非如此。
被物色来的人大多是贪生怕死之徒，他们受不了集中营的生活，宁可变节偷生而不愿被运住焚尸场。
施泰因格里茨初登仕途就在刑警局任职。当时他确信最好的警探都是那些从前的刑事犯。那些人也象谍报局在欧洲国家雇用的政治间谍一样，无需经过重新训练，并且都很可靠。
可是这些人呢？
他鄙视他们，就象江洋大盗鄙视那些害怕饿死而行窈的小偷一样。
施泰因格里茨默默望着特工们试装，感到很好笑。这种不值钱的衣服，没有一点欧式派头，真叫人厌恶。
兰斯道夫显然也有同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认识当时在“第二局”干小特务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主要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但同时也向富有的德国贵族间谍，巴黎、罗马、伦敦各名门大户的座上客兰斯道夫提供方便。温斯顿·邱吉尔也是从当间谍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当年就认识邱吉尔的兰斯道夫若能预卜他的未来，今天的情况也许大不一样……至于希特勒？难怪德国间谍活动在他秉政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赫斯长年累月地研究日本总体间谍系统，著书立说，后来这一系统被广泛地移植到第三帝国。
学员“阶段”出事使兰斯道夫心情沉重。他竟未能识破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同“阶段”谈过话，产生过希望，以为这个有毅力有教养的青年，医生的儿子，信奉法西斯主义，今后能够担当具有远大目标的复杂任务。然而他上了大当！现在他本能地感到，公务上千万不可出差错。原来他想学员中物色一名优秀特务，象过去在不少欧洲国家雇佣的那些间谍一样，如今他却主动放弃了这种企图。
兰斯道夫从此只限于处理骑兵大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