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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
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
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
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
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
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
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
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
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
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
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
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近因的起因。
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
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
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现。若是
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
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
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增长
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
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
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
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
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
细分如下：
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
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
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
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
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
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
关。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
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者仅仅是由于偶
然的历史事件？
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
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
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
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
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
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
性的循环？
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
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
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
发明创造和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意。
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
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的40、50和60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
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属
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
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
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
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
再令人泄气，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
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
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
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
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
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
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
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
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
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
或是从数理辑上逻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
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
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
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
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
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
果对进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
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
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
论的界限进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偏见的危险性。
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连的事物也一定必然与所有其他社
会的事物有关连。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连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我们很自然地
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
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
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
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
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