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
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力
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
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
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相一致。例如，
经济增长同国家把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20
％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20％于资本形
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20％于资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
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
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
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
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
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
受。还可以从自然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
历史上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是无
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书将扼要地探讨
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
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
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问题的帮助要
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
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
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
上，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
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
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
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
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
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
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
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
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
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
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
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
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
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
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
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
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
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
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
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
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
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
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
（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
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
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
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
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
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
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
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
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
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份量以及它们
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
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a到z可变数的行为；
并且我们假设a到g保持不变，而h到r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
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
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
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
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
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
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
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
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
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
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
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
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
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