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手从上海到了伦敦，恰好在需要了解山西可怕灾情的细节的时候。 8． 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送走报告后，只要钱一到，我随时把救济金发到该发的地方去。但是，当地的巡抚却迟迟不给我回信。钱在我的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要被饿死，我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捎话给巡抚，由于这么久没得到他的任何明确行动方案，我建议在五天内把救济金发给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我自主其事的行动使他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扰乱地完成工作。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满意。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官府在城里和主要的集镇设厂施粥。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万人前去领一碗小米粥。在山区的农村，农民想领救济的必须登记排队，每人每月100个铜板，也就是每天三个铜板。当时，二十个铜板等与英国的一个便士。 9 向巡抚提建议 幸运的是，曾经做过将军的曾国荃这段时间在山西做巡抚，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命令，宣布如果有人胆敢暴乱或抢劫，城里的行政长官和村里的村长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抚请示。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决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抚建议了三条救灾措施： ⑴大规模向满洲和其它粮价低的地方移民； ⑵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 ⑶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 一群候补道台根据巡抚的命令讨论了我的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浸礼会的提议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写信给我们会的秘书，A·H·贝内斯（）先生，指出，当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博物馆，却曾来没有被带着去参观过教堂或听过布道。因此，我请他采取措施，让英国最优秀的基督教士绅对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国，应该让他了解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便理解从初期到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文明的奉献。那将是祖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伟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会把它汇报给帝国的中央政府，这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是巨大的贡献。我请贝内斯先生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价值的话。 不仅动员国内的基督教士绅通过伦敦的公使做工作，我还专为中国的读书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它国家的赈灾经验。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关于赈灾，好多方案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最好的方案是东西方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中国和外国的优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协作，以求中国富强。 11 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 1878年2月7日，我写信给中国的各个新教差会，指出由于没有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我们的传教努力缺乏成效。每个差会都独行其事，建立了相互冲突的学校、医院，在同一个地区的传教手段完全雷同，与此同时，却有大量需要些的宣传材料没有人来做。“传教士们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船，没有海图和罗盘，没有船长也没有大副”。 但没有人对我的信做出回应。传教士团体还没有做好协作行动的准备。只是在30年以后，在1907年的百年纪念大会上，这个问题才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12 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 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开河后的第一艘轮船 ，韦斯理会的大卫·希尔（）、中国内地会的约书雅·特纳（）、以及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来到山西，参与赈灾工作。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那儿，他们带来了一大笔银子，大约有3万两。他们的一些朋友非常担心他们会染上灾荒导致的热病，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但他们三人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这种后果。无论冒怎样的风险，他们都得前来，把救助款放在自己手里，而不去亲自散发给那些淹淹待毙的弟兄，这种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刚到太原，瓦尔廷先生就成了热病的牺牲品，于4月25日去世。 13 发放伦敦赈灾基金，1878年 这时，我的旅行日记到达了伦敦。它为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赈灾呼吁增加了极大的份量。威妥玛爵士和坎特伯莱大主教联合市长，在市长官邸开设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筹集的款项通过电汇汇到了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50两一块，每1000或2000两装为一箱。这些银箱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安排发运。他派遣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银子押运到太原交给我。其中一个军官无知得很，在交接银子的时候，他一直称我为“鬼子大人”。我制止自己不去校正他，以免他见到我不好意思。 救济金源源不断地到来。我们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阳府和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县。于是，同巡抚指派的官员一起，我们到了以上地区，在那儿发放救济，一待就是几个月。 在平阳府和临汾、洪洞、闻喜等县，我们分发过救济的村庄有145个，每个村子人口从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户有3。1人。 一位负责赈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洪洞县原有人口25万，在灾荒中死去的有15万。饥荒造成的痛苦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减少，还体现在牲畜特别是骡子和驴子的消失。例如，在一个拥有320人的村子里，有大量土地有待耕种，但只有三头牲畜保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吃掉了。 官员和民众向各路据说能够降雨的神仙祈祷，但都是枉然。在异常悲惨的绝境里，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里，有一块铁板具有神奇的法力。于是巡抚曾国荃派人去直隶借来了那块铁板，用来祈雨。天主教和新教士也继续在各自的教堂里祈祷雨水的降临——像从前一样，相信同一个神灵的伟力——直到一场大雨浇灌了全省。老百姓对此无比感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内地会修女的到来
由于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敌意：政府官员接待我们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迎我们到来，我感到一条大道敞开在眼前，我们的传教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讲述了这种情况，邀请他们派更多的传教士到山西来。听说戴德生夫人从英国启程，将来山西开展孤儿救助工作，我们都非常高兴。她由保乐（）先生陪同，从天津出发，于1878年10月到达太原，随她前来的还有霍尼（）小姐和科利克尼（）小姐。她们是第一批深入内陆的外国妇女。在我秋天外出赈灾期间，她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久，同样属于内地会的詹姆斯夫妇也步她们后尘，来到山西。 15 与马丁女士结婚 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结了婚，我将在这个刚刚开辟的省份开展更多有成效的工作。此前，我在烟台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她叫马丁，是联合长老会的成员，1878年来到中国。从一开始，她就被要求承担各种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在爱丁堡商业学院接受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外，她还在皮迪也（）博士指导下受到了良好的神学训练，在同蒙古的吉尔玛（）这样的神学家辩论时不仅仅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