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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带来的两位单身女士和保乐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一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 16 冬天的赈灾工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一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一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一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 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一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一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一些铁匠，在一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 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一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一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 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 在汾西（）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 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 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 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 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种攻击祖先崇拜。 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