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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方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获悉重要情报。正因为这样，周恩来改变了行期，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留着八字胡，戴一副紫黑颜色边框的眼镜的李克农，事先获悉了蒋介石特务的谋杀计划。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
自一九二八年起，他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工作，屡建奇勋：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时，把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地址和盘托出。密电发往南京，落在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急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奔往上海西藏路东方旅馆，把密信交给住在那里的李克农。李克农火速通知周恩来，使周恩来及中共中央机关迅速得以安全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中，李克农在幕后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西安事变前他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专门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秘密联络。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在陕西洛川与张学良秘密会谈的中共代表便是李克农。此后，四月九日，他又陪同周恩来前往肤施（延安），秘密会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
四十年代，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一九五一年，他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一九五四年，他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
李克农可以说是一位无线电专家，早在一九二九年便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那时的局长就是徐恩曾。李克农凭借着他对于国民党无线电系统的经验，在破译密码专家的配合下，在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帮助下，事先获知了蒋介石特务的绝密谋杀计划。正因为这样，“克什米尔公主”号刚一失事，北京就以极为肯定的语气，谴责这是美、蒋特务谋杀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阴谋。
后来的调查表明，李克农的情报完全正确：五月二十六日，印尼调查委员会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是由于右翼尾轮升降道中的定时铒雷（炸弹）爆炸所造成的，否定了那是“普通事故”。此后，又反复调查当时在香港机场曾经接近过“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二十七人，细细“过筛”，查明定时炸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雇员周驹所放。周驹是个化名，本名周梓铭。台湾特务机关花重金收买了周梓铭，让他把一枚带有钟表结构的定时炸弹悄然放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发后，周梓铭逃往台湾……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不进行认真调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英国外交部把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结果声明，由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事件，经英国政府调查，是蒋介石集团指挥他们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蒋介石集团特务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其原因在于亚非首脑会议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外。出席这一会议的有亚非二十九个国家，蒋介石被排除在外，深感外交上的孤立。他们想借谋杀周恩来，给北京以打击……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周恩来在万隆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当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时，机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成了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明星”。这不仅仅由于几天前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是在于他是第一流的外交才干，在于他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非地区的重要地位。那时，亚非各国颇多分歧，周恩来鲜明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
周恩来在当年的漫长的国共谈判之中，在和蒋介石的一次次会谈之中，磨炼了一身难得的谈判功夫。此刻，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讲。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一片赞同。这样，会议达成了关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史称“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是一次国际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却也谈起了国内问题，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对于台湾问题，也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这番话。不过，当时的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外交关系，于是中美双方通过英国进行联络。在英国的联络下，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双方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地点瑞士首都日内瓦，在那里举行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中方首席代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为尤·阿·约翰逊。王炳南参与策动过西安事变。在重庆谈判时，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他在一九五五四月，奉派为驻波兰大使。
经过中美双方的会谈，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达成一份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日内瓦的会谈表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立的关系有了缓和。这理所当然对北京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自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当即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人们猜测着北京究竟以什么样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其实早在一九五○年，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遴选从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人物时，首先想及了那位号称“和平大使”的张治中。张治中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他曾是国共谈判时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台湾有着他的众多的旧部好友，他和蒋介石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就连蒋介石下野之后，他还两度赴溪口聆教……
一九五○年，张治中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三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全文如下：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内中，“寅”为代月地支，即三月。“微”、“真”为代日韵目，分别为五日、十一日。
毛泽东电报中提及的“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张治中在进行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极为机密的。不过，那时国共大决战刚刚结束，尘埃尚未落地，海峡两岸的对立情绪还非常严重，张治中的和平使命难以实行。
当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披露了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之后，从上海来了一毛遂自荐者，愿赴台湾去见蒋介石。此人名唤袁希洛。
袁希洛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写信，内中附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黄炎培将信交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即邢西萍），请他转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