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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刘、周、陈、邓”，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袁希洛此人，确实颇有点来历，他是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临时议会代表，二十年代任江苏启东县县长。
袁希洛到了北京，说是可以去见蒋介石。
为此，毛泽东于十月十二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刘、周、陈毅、彭真阅，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退徐冰处理。
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袁希洛后来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章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是章士钊的挚友。章称毛泽东为“润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