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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容有如上述。伟大的同情是骨干；除了伟大的同情，也可以说是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次要的内容。
这样朴质，沉重，严肃的内容，如果没有浓郁的、优美的、隽妙的诗意来衬托，那么他的文章，简直成了经典，语录，或者宣传品了。它那崇高的文艺价值与地位还是靠着“浓郁的诗意”助成的。我们现在来举几个“浓郁的诗意”的例子。
在《长明灯》那样严肃的空气里，作者居然用上了一段乡间小孩猜谜的插曲。这谜的本身便有浓厚的诗意与画意：
“白蓬船，红划楫，
摇到对岸歇一歇。
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第一句是两种强烈对比色彩的描写，第二句是一种舒徐容与动象的描写，第三句是味觉之美，第四句是听觉之美，合为一首优雅美妙的短诗。但这短诗是有谜底的，我们看那几个男女小孩猜谜时的对话：
“那是什么呢：‘红划楫’的。”
“我说出来罢，那是……”
“慢一慢！我猜着了：航船。”
“哈，航船？航船是摇橹的。他会唱戏文么？你们猜不着。我说出来罢……”
“慢一慢”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3）
“哼，你猜不着。我说出来罢，那是：鹅。”
小孩们正在这样猜谜的时候，“疯子”关在庙里却大嚷着“我放火！”
小孩们临走的时候把“放火”，“白蓬船”，“吹熄长明灯”这几个观念连在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蓬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戏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与吉光屯的乡村社会，色彩情调非常配合，又衬托着那样严重的“吹熄长明灯”的一件革命行为，这一个谜的诗意更为浓郁了。
我们再看《药》的第四节就是最后一节的描写。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接下去又说：“我的小说和艺术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照作者的意思，花环是“平空添上”的。不为花环，是不是需要叙述扫墓呢？如果不需要□□□□□□□□是不是没有需要了呢？如果连墓地都不需要，那么第四节不是也成了“平空添上”的文字了吗？
鲁迅先生当年思想中的悲观成分，那是很自然的；民国初元一次一次的革命都失败了，眼前常常涌现的是一群革命死友的嘴脸，而腐旧的势力一天一天的继长增高，大有压倒一切革命萌芽的趋势；这不能不使作者感觉着甚至革命者坟上的一个花环也无非空幻，加了上去是不合于事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再多谈。至于加上了花环，是不是增远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的距离，我想鲁迅先生原意一定如此。不过作者的手腕实在高明，本不应该有的篇章加了上去不但天衣无缝，倒反而增加了浓郁的诗意。
浓郁的诗意第一由于对称的美丽。第四节开头的描写便是一段对称的背景：“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家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这一幕凄凉荒寞的背景，以一条小路为界，两边完全是对称的；在这对称的背景上，准备安下两组对称的人物去，两生两死，两母两子，与背景上的凄凉荒寞十分相应。
作者描写华家的一组：“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这是在小路的右边。
作者又描写小路的左边，夏家那一组：“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惭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这两段文字，虽然完全对称，写来一点也不重复。以下一段便是两组人物的动作：“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原载《星岛周报·文学研究》卷七，1951年12月27日，1952年1月3日。原文刊载时，末尾有“待续”二字，文前有如下内容：
［编者按］这是孙伏园先生全面论述鲁迅小说的一篇文章，长一万二千余字，原拟交刘以鬯、姚雪垠计划出版的《小说杂志》发表。1948年秋，刘以鬯主持的怀正出版社因通货膨胀而倒闭，该社酝酿中的《小说杂志》随之流产。1951年，刘以鬯任香港《星岛周报》编辑，由于佳作难求，便将此文刊于该报，并亲拟了按语。但不知又因何故，此文未能刊完，因而未能引起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
香港中文大学小思女士应本刊请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篇发表于四十年前的文章，交本刊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星岛周报编者按语］这是孙伏园先生三年前应上海《小说杂志》之请写的特稿，见解深邃，分析精辟，实为近年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作品。《小说杂志》当年因登记问题未能发刊，因此，伏老的这篇好文章也一直就没有得到一夕发表的机会。本刊同人兹商得该杂志负责人同意，将此稿移交“星周”发表，俾便爱护“星周”的读友能够早日读到这篇难得的佳构。伏老与鲁迅是多年老友，《阿Q正传》即在伏老所编之副刊发表，以伏老之才来论鲁迅的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五四运动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1）
孙伏园
一
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一九二四（民国十三）年一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有一篇我的小文，题名“关于鲁迅先生”，承林辰先生抄寄给我，其中有一节讨论到《狂人日记》。文中这样说：
“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候，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我说《狂人日记》末了明明写着‘救救孩子’。那么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读《狂人日记》的资格，孩子自身何必读它！”
这是鲁迅先生自己对于《狂人日记》及其读者的一些早年的值得珍视的意见，态度很客观，决不包含他的自谦或自尊的成分在内。
二
《狂人日记》创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最初发表于《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五月号，小序下有“七年四月二日识”字样），正是十月革命以后五个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大示威运动爆发。后人对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后发动的这一次思想，学术，文艺，政治上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给以一个总名曰“五四运动”。
《狂人日记》是五四运动思潮中的一股主流，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