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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目即使是鲁迅先生在二十五年前写给许世瑛一个人看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只要认清我们的时代和立场,仍不失为一篇值得珍视的中国文学入门书目。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1年10月《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
[2]许世瑛(1910—1972),字诗英,浙江绍兴人,许寿裳之长子,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
[3]《文字蒙求》系中国旧时的儿童识字课本,清王筠编。从许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字二千多个,楷书与篆书并列。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卷,解说简明便于初学。
[4]《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的讲义,取名《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2月在北京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时,始改现名。下卷于1924年6月由新潮社初版,1925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时,合上下两卷为一册。
附录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
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
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晚上点了灯,……我便动手翻译了。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编者按:即孙伏园)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
——《致周作人》(1921年9月31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还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
……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即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战,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4)
——《华盖集续编补编·〈阿Q正传〉的成因》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编者按:即指孙伏园)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
……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
——《集外集拾遗·通讯(致郑孝观)》
“琴心”的疑案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集外集拾遗·通讯(致向培良)》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刚攻击别人。……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伏园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
——《致章廷谦》(1926年11月21日)
注:“伏园兼差”指孙伏园在厦门大学时,鲁迅在南普陀寺附设的闽南佛学院兼课。
——编者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编者按:即孙伏园)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三闲集·在钟楼上》
伏园复往,确系上任;我暂不走,拟敷衍至本学期之末,而后滚耳,……。
——《致章廷谦》(1926年11月30日)
注:孙伏园离厦到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编者
伏园已于十日动身,从湖南走,大约月底可到武昌。
——《致章廷谦》(1927年2月25日)
注:指孙伏园离穗去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编者
玉堂无一信来,春台(编者按:即指孙福熙)亦谓久不得其兄信,……
——《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掐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们看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9月29日)
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
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
鲁迅与孙伏园、孙福熙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是他培养和支持一代青年作家的关系。但从另一方面说,则是一位文学大师同一位报刊编辑、一位美术家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是鲁迅事迹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特地编写了这份年表,供读者和鲁迅研究者参考。
一八九四年(甲午·清光绪二十年)
孙伏园生于绍兴,原名孙福源。时鲁迅十四岁。
一九二年(壬寅·清光绪廿八年)
三月,鲁迅赴日本留学。
一九九年(乙酉·清宣统元年)
八月,鲁迅从日本留学后回国。
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开办,孙伏园进该校完全课第一班学习,担任班长。
一九一一年(辛亥·清宣统三年)
十一月,绍兴光复。鲁迅先生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偶尔也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孙伏园是完全课第一班班长,因此和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