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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就是这时候由蔡元培邀请进中央教育部工作的。［9］汪大燮（1860—1929），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伯唐，举人出身。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5年以后曾出使英、德、日等国，1914年，任平政院长、参政院参政兼副院长。袁世凯称帝时，退出参政院。1916年后，历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22年起再任平政院长，晚年致力于平民大学、红十字会等社会事业。
［10］上海鲁迅故居并未有失火之事，这里所说当是误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往事
孙伏园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渐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现在却轮到我们来论述鲁迅先生的往事了。
鲁迅先生常常谈到几位同乡的先烈在火车中让座的故事［2］：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内有陈伯平［3］先生，刚从中国东渡日本，鲁迅先生从东京到海口［4］去接他们。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诸先烈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座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座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先生已经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座的意见，但是先烈们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的研究和逊让。鲁迅先生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先烈们好几位都绊倒了。
这种故事，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了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先生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鲁迅先生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先生复仇的任务，虽只剩了一声苦笑，但关于匕首的解说，往往使他引动少年豪气，兴趣极为浓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觉有声有色。我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书斋中去，看见桌上又放着匕首，许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鲁迅先生说：这故事你是听过了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民元以前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校任学监。绍兴中学校那时还是“绍兴府学堂”［5］。绍兴府共辖八县，各县籍的学生都有，各县籍的教职员也都有。绍兴的首县是山阴会稽。鲁迅先生是会稽人。因为同属首县，山阴会稽不分什么畛域，两首县籍的人统称山会人。例如两县旅北平的会馆合在一处，曰山会邑馆，现称绍兴县馆。废府以后，山会两县合为绍兴县。但是两县和其他六县都常有畛域，在府学堂里，各县籍的教职员与各县籍的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鲁迅先生当初并不了然。他任学监，有奖惩学生之权。他的奖惩自然一凭客观的标准，但是他渐渐的发觉，凡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必有某县教育教职员挤满了他的屋子，替被开除的学生向他求情。从此山会籍的学生犯了校规，他也要考虑一番，不但决不矫枉过直，偏偏严惩他们，而且鉴于各县教职员对于同乡学生的回护，他自己是山会籍人，山会籍的教职员又特别少，所以凡能从宽发落的他就尽量从宽发落，鲁迅先生待人处世，第一步总是厚重宽大，万一因为厚重宽大而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重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
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之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色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的，像现在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依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通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我认识鲁迅先生已历三十年，总觉得三十年来，鲁迅先生的性情乃至相貌，都没有多少变更，面色也许略显苍白，那是因为少见日光，或多抽了烟卷，决不是因为年老。这个看法也和鲁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过，他们都相当同意。有一天鲁迅先生出示当时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绝对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几位同乡的先烈指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火车让座的事，他在回忆散文《范爱农》中曾写到。
［3］陈伯平（1885—1907），名渊，字墨峰，别号白萍生、光复子，绍兴平水人。早年入绍兴大通学堂读书，后跟随徐锡麟一块去日本留学，并与徐一起发动“安庆起义”，在激烈的枪战中牺牲，年仅23岁。
［4］“海口”指日本横滨。
［5］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已叫“绍兴府中学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惜别
孙伏园
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2］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 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