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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中国的人民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了。他为之悲愤忧痛，于是他想刻画出这样沉默的人民的灵魂来。于是他就以这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为题材，描写他们的善良性格和悲惨遭遇，描写他们的弱点和坏习性，目的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期待并且激励群众的觉悟。这样的思想，后来就渗透在他的许多小说创作和杂文评论中。
1920年以后，我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鲁迅先生是这个副刊的重要的、经常的撰稿人，他撰写文章是为了提倡学术空气，来推进当时的思想革命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在这里决不含丝毫名利观念，也不计较任何毁誉。这也是他对待一切事业的一贯态度，这是在他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时，他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晨报》副刊了。有杂感、小说，也有译文。杂文集《热风》中的大半文章以及卓越的世界名著、曾经轰动整个知识界的《阿Q正传》都是最早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是用“巴人”的笔名发表的，从1921年12月4日起到1922年2月12日每星期或每两星期刊登一次，连续载完的。这是我做多年编辑工作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说到我每周要去催稿，其实也不尽然。先生写作从来都是勤奋认真的，白天办公、教书、接待朋友来访、晚上写作往往到深夜以至东方发白，方始搁笔休息。所以，他写文章，无须别人催逼，那时，我每周总要去先生处，而去时先生的文章总已写成由我带回，甚至有时就早早寄给了。
当我得到《阿Q正传》的第一章时，像读先生别的杂文一样，可以感到其对许多社会现象的尖锐批判和辛辣嘲弄，但还未感觉到其更深的含义。到了后来，第二章、第三章……陆续写出来了，这时我才逐渐感悟到先生寄寓在这篇小说中的宏大意图和精深思想。阿Q，这个形象就是他这几年来所不断谈起的那种已有反抗要求，但尚未真正认识到正确的革命途径的群众的典型，就是他所深为悲愤的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的一种类型；他也深刻地写到了阿Q的弱点和坏脾气；但他对其又是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认为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认为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在这篇杰作中，先生对祖国、民族、人民的满腔热忱和宽大仁爱的胸怀，真个是完全倾泻了出来。我每次接到先生的续作时，就像捏着一团正在喷射燃烧的岩浆似的，为之感到不安和激动，只有作品付印出来以后，方始安心下来。接着是大量的读者来信和各报刊的评论，大部分是热情的赞叹，也有表示栗栗危惧，以为《阿Q正传》是专门嘲骂他自己，因而探听询问作者是谁，表示抗议。这时，我又感到一种新的激动和快意，我深深意识到先生的作品成功了，正因为它对中国社会的剖露深刻，因此才会引起那么多、那么强烈的反响；我也深深意识到这将是一剂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它将使人振奋、觉醒。但是这部不朽的杰作所显示出来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我还是到后来才渐渐觉察到的。
想到这些，就觉得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仍似在耳边回响。虽然，先生逝世已有二十五年了，但是，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61年9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孙伏园忆鲁迅
孙福熙
一九二三年鲁迅先生和孙伏园先生曾从北京到西安讲学，原约定一个月，但他们半个月就回来了。其原因是被那里的军阀和校长捧得太肉麻。他们讲了半个月学，每人收到大洋三百元。鲁迅先生说：“从陕西人那里拿来的钱一定要用在陕西人身上。”他们参观了“易俗社”（秦腔班社），每人捐了大洋一百元，剩下来的钱也都花在陕西人身上，花完了才算数。
鲁迅先生那年去西北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为写《杨贵妃》查证一些材料。鲁迅先生对于唐朝的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唐朝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汉族有汉族的文化，但没有扼杀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他又深刻地认为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相誓是爱情已经衰退的象征。有了这些根据，他想写一个三幕剧本，来表现唐朝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盛况，而以杨贵妃的故事为中心。但他在西安一无所获，唐朝的遗迹已经不多了。大小雁塔原是新老进士宴会的地方，但看上去却是一片荒凉。因此，他也就急于想回来了。
和鲁迅生前相处的人——无论青年人或老年人，都会感到他对朋友的关切，和对敌人的憎恨。孙伏园先生不胜感慨似地说：“在我主编《语丝》的时候，鲁迅先生就说我敌我不分。我为了想扩大《语丝》约稿的范围，曾向胡适、陈西滢等去约稿。胡适说：‘我一定参加，但我自己已发起了《现代评论》。我愿意《语丝》和《现代评论》是两个姐妹刊物，彼此互不相骂。’我把这事告诉了鲁迅。鲁迅说：‘你和他们去讲什么，我可不愿意。你这人太软弱，太忠厚，认不清敌人，一不留心就会上当的。’”
为了给《语丝》拉稿，孙伏园和编委会几个人常常定期约人聚餐。鲁迅先生从来不参加这种聚餐，但他到时一定交稿；而吃了饭的人却不写稿。
鲁迅先生认真工作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孙伏园先生说：“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得到了他多少的教诲。当我兼编《京报副刊》时，鲁迅先生总觉得我两边的工作都没有搞好，文章写得太少。他不是说我不该兼编副刊，而是说我工作得不认真，文章写得太随便。”
鲁迅先生的思想像个大海。以上一些孙伏园先生的点滴回忆是可以给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人添一点材料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刊室，目前正在整理鲁迅的论文、杂文方面的注释本。在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以前，将印行鲁迅大全集，在原来的廿本中加入日记和书简部分。那时注释本也将同时发行了。”孙伏园先生最后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好消息。
注释
题目本书编者有所改动，原题目为“访孙伏园谈鲁迅”。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和北京
孙伏园
在北京纪念鲁迅先生，很自然地叫人想到这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和北京”。
鲁迅先生逝世到今日已经十六周年了。十六年来，北京的进步，尤其是后三年，领导着全国进步，影响着全亚洲及整个太平洋区域的进步，成绩的辉煌，是旷古未有的。这旷古未有的辉煌成绩，根源在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和全国革命人民的努力。而鲁迅先生一生的奋斗业绩和这英明正确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因而和这旷古未有的辉煌成绩也是分不开的。我们今日在这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之一的北京纪念鲁迅先生，诚如许广平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所说，是何等“欣慰的纪念”啊！
鲁迅先生曾住北京十五年，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生五十六年中，除幼年在故乡绍兴十八年以外，居住的地点要算北京最久了。
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整四年，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内藤花馆；一九一六年五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约三年半，住同地（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
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将近四年，住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
从一九二三年八月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近一年，住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共两年零三个月，住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就是现在万人瞻仰着的“鲁迅故居”。
这十五年时间，奠定了鲁迅先生以文艺作战斗工具的基础，虽然他的思想还没有抛去进化论，还是属于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是已经开始很严格地利用“自我批评”的武器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鲁迅先生后来写《三闲集序言》时（一九三二年四月），提到“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