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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人，在那边丛林里发现了四架当年的飞机，估计是C…46、47，以为发大财了，把开过去的日本人的越野车都卖了，柚木生意也不做了，雇几个人在那里看着，想让我帮助联系美国那面。唉，人家当年拼着性命帮咱们打仗，现在反而要靠卖人家的尸骨索钱，这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云南也有几个人，说是帮助飞虎队找飞机，向美国人要钱……
那一天，和老人谈得很晚才走。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我把电话拨到老人家，一个陌生的声音听完我的说明，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家父，已经离开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把发现飞机残骸的准确位置告诉有关方面……
第四部分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
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地进入长沙后，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周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沿着长江一路上溯，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中航到西南联大招收副驾驶，那个冲破层层拦阻，从长沙跑到抗日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批被录用的大学生之中。
和别的工科生有点儿不同，周柄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政治系”。
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总是一副笑容。2001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老人，就感觉他“写”在脸上的慈祥与和善，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国统区”竟然也有“政治学”，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问：“伯伯，你们难道也学‘政治’”？
笑而不语。
缠了老人许多次，一定让他讲飞“驼峰”的经历。每次，周柄总是笑着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别处。也许是看我的确真诚，最终，老人找出自己精心保存的照片和文字复印件送给了我。
后来，总是不断地给老人打电话，也肯定是被我三番五次地“搅”烦了，觉得实在是拗不过我，老人终于在电话里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不容易啊，实在太不容易！”有老人告诉我，周柄啊，那个人才好哪，做事踏实，又兢兢业业，飞“驼峰”时，他是副驾驶，很多机长都愿意带他飞。
在中航飞“驼峰”将近一年，周柄飞的几乎都是夜航，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来回，三百多次。
月色撩人。
汀江机场，跑道上，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满载的C…47抬起机头，钻入茫茫夜空中。
机舱内，仪表盘上各种仪表的指针和读数均发出蓝色的微光。发动机轻快、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边。在夜空中，这种声音是安全、是生命的保障。
抬头向舷窗外看去，星月交映，神奇的大自然此时带给人的不是惊恐，而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如果不是该死的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这个美丽的家园，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杀戮，每个人都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过着宁静的日子，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然而，一切只是假设。
宁静的月光没有持续多久，前方就出现了“云遮月”，想都没想，C…47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周柄：“夜航飞‘驼峰’，我们一般多半程是盲飞，这时仪表的可靠性就非常重要了。罗盘显示差一度，可能我们就要偏出十几公里，可如果一旦差了，哪是一度的事情啊，我是副驾驶，飞机一起来，几乎就盯着那几块表，生怕出错。什么云、雨、雾，不躲不绕，往里飞就是。”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之前，白天飞要比夜晚飞紧张得多——日本人零式机随时出没。
“驼峰”飞行后期，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后，不必飞北线，相对来讲要比前期安全一些，但也是麻烦，飞机性能不行，“驼峰”、横断山脉既无地面站又无导航台的，怎么样都不好飞，冰山雪峰不说，一个多变的气候就足以让整个机组都难以应付。可即使再不好，大家也都不愿意太往北偏，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只是个尾部，但和日本人零式机相比，也安全得多。毕竟，日本人不是时时刻刻都出来啊。所以，飞南线，一般都带着侥幸心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外面，要是夜间，好家伙，就是期盼仪表、导航千万别出错。
周柄：“那一次我们一出来，是白天，机长让我什么都别干，就看着外面。看着看着，突然风挡玻璃上出现一个黑点，这个地方有黑点，肯定是零式机啊。我大叫一声，日本人——机长马上就俯冲，进了山沟。‘黑点’也跟着进沟，就在我们‘对面’，不对啊，零式机速度再快也做不到这个水平，我伸出手，在舷窗玻璃上一摸，‘黑点’没了——一场虚惊！”精神上高度紧张，老人说。
再让老人讲，老人笑了，“只要飞那条航线，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只要是摔不下来就继续飞。不说了吧。和那些同伴相比，我们只是活了下来，其实，也没什么。”
第四部分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硬汉邓重煌（1）
无论是按时间顺序还是按“资历”，把1943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并在“两航”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邓重煌放在这里肯定不太合适，因为下一节和“驼峰”航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点——密之那有直接关联，所以，只好按这个时间顺序把老人排在此处。
很早就知道老人的名字，等到我按图索骥找到老人住处时，老人已到美国子女那里居住几年了。
向几位老人打听邓重煌在大洋那边的新地址，老人们都说，孩子，别找了，即使▲ 中航副驾驶——周柄。
找到了，他也不会说的，他犟得很。
感谢在香港定居的黄元亮伯伯，他把邓重煌在美国的地址寄给我，并又为此专门给邓重煌写了信。
这边，我也给老人写了一封信。
十五天之后，老人回信给我：“我老了，听力已经不行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写在信中，我回答你。”曾在某个老人那里见过邓重煌的照片——严肃，不苟言笑，身材高大健壮，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广州人。
真是文如其人，但还是有门！
于是，我马上再次给老人写信，记得在那封信中，我一共问了老人十三个问题，其中，竟有“失踪”和“牺牲”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白痴“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老人回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必须坦率告诉你，在“驼峰航线”上，“失踪”意即“牺牲”，“牺牲”也意即“失踪”，它们是同义语！
八十八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字都是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老人说，我八十八岁了，耳朵不好，手也发抖……和老人一年多的联系，全是在信中完成的。
老人的第一封信：
小童，我的朋友：
同时收到你两封来信，禁不住将尘封许久的往事浮现眼前，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谈起。两天来，想到“驼峰”，想到那段岁月，我就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决定提笔写信给你……我是在1943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被公司录用后，马上送到加尔各答“培训”，一个月后，即上机飞行。那哪里是什么“培训”，那时的“模拟机”连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都不如，电子显示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壳子里面焊了个驾驶杆。而且，我开始飞行后才发现，“模拟机”竟然和我所要飞的飞机内部布局截然不同。
飞行时，空勤机组规定是应该三个人，即正、副驾驶和报务员，但在1944年之后，情况变化特别大（主要是牺牲），不仅是报务员，连副驾驶都招不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我和机长两个人飞……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倦，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神经绷得再紧，也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一旦松弛下来，就不管那么多了，只想闭上眼睛打个盹。那时就想，摔就摔吧，击落就击落吧，两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就实在坚持不住了。
可毕竟还活着，活着就得飞！
有一次我们从昆明返汀江，起飞时正是黎明日出之际，我们的飞机一路向西，贴着云头飞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下面，是一层密云，云面不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