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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伦敦及纽约的发展为例，作为金融中心，需要专上教育的配合，提供大量专业人士，例如在会计、法律、金融服务方面，提供大量毕业生。香港的专上大学发展方向，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才能帮助香港成为一个大都会。
顺道一提，澳门的赌业是其主要专利，澳门亦是最好的洗黑钱中心，任何人带现金换作筹码，离开时，可以再将筹码换作赌场的银行本票。这样一来，资金便可归源于幸运之神。所以澳门赌业日后将继续蓬勃发展。
其次澳门懂得利用法例，积极成为金融的离岸中心。以一家香港厂商为例，总办事处在香港，生产基地在珠三角，根据现时香港的法例，在香港接到的订单及所收的货款，赚取的利润要缴付17％的香港利得税。澳门利用香港这个税制，将澳门变成离岸中心。只要任何香港公司在澳门设立办事处，在当地聘请两名雇员，公司便可将海外的订单，经过澳门作文件上的处理，在澳门接受货款，然后再在中国加工，由澳门支付生产成本，货物本身可能在珠三角制造，原料来源及出口制成品都经香港运输，但因为货款是在澳门收取，所以香港的厂商不需缴交香港利得税，而澳门亦不征收利得税项。现时已有很多香港公司朝这方向走，所以澳门的就业情况因此得到大幅改善，市面欣欣向荣。
第三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高速增长，根据邹志庄教授在《认识中国》一书中提到，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6％，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9；836亿美元。1998－2002年的年增长率，平均为7。5％－8％，2003年的则为9。1％，2004年上半年已再次超过9％。由1998－20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年增长率6％来计算，届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便可追上美国（以总值计算，而不是人均生产值）。
根据邹教授的分析，现时中国经济有数个环节，属于比较不完善的，像银行体系、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国企营运等。但在这方面笔者比较乐观，法制虽然不可以说是完善，但过去10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所引入的医疗及失业保险，两方面都比香港领先。一般人仍然很担心国企的管治水平，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时有贪污和诈骗事件。不过，回顾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六十、七十年代何尝不是有企业诈骗及集体贪污，当日香港的企业管治水平不足，年报及帐目资料贫乏，透明度比现时的国企还要差上一大截。1974年英资的和记洋行帐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结果出现财政问题，由汇丰银行接管，最后汇丰银行把和记的控制权卖给长江实业，成为今天的和黄。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一直是市场上的一个谜，直至九十年代才正式公开。
实际上现时国企的改革，已有相当不俗的开始，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入世”时，表明要借“入世”的时限强逼国企改革，自力更生，“入世”后中国会逐步开放市场，最后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所以在未全部开放之前，国企都知道一定要努力改革。透过上市的形式，不少大型的国企，无论在管治方面，或业绩的透明度方面，都已经大大改善了。
在众多的香港红筹及H股中，只有超级大型国企，才能够在纽约、伦敦及香港同时上市，接受美国、英国及香港的会计制度监管，会计方面的透明度已作出很大的改善。一些大企业：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国人寿、中国财险、平安保险、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兖州煤业、中芯国际……都是先在香港及外国上市。其中有个别企业像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于后来再用A股形式在中国内地上市。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外国严谨的制度，来帮助我们这些国企改善管治及提升透明度。中国人寿上市的时候，没有披露母公司正接受国家审计局的调查，引致一些美国投资者以此作为理由，提出集体诉讼，这些外界的抨击令到大型国企管理层，不时要提高警觉，更可以学习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最近更有国企打算在香港以H股及在国内以A股同时上市，这是可取的方向，令A股市场早日与国际接轨。
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有其优点的，可以补充西方市场经济若干不足之处。尽管美国的监管严密，若干条例刑事化，仍然有不少美国大公司，在管治方面出了人事问题，引致公司走向破产，例如近年的世界通讯（World）及安然（Enron）事件。这些公司负责人透过复杂的、不合法的交易虚报公司溢利，制造假帐，结果受到联邦政府起诉，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不少股东的一生血汗已付诸流水。以今天香港监管水平，香港公司管治仍然处于一个灰色的“自律地带”，亦可以说是一个“无王管”的真空地带。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支取高薪厚禄，把小股东的资金亦侵蚀了，这点笔者会在第四篇讨论选择管理层时，再作详细说明。
虽然有部分国企的规模已晋身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但是管理层的薪酬比香港低很多。在阻吓管理层舞弊方面，中国的方式反而是最有效的，例如中银香港的“刘金宝事件”，并非由香港银监或香港的廉署主导，反而是由中国的执法机关最先发觉及采取行动；中银香港是一家香港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香港执法机关在这事件上，如在五里雾中！证明香港的监管制度仍有漏洞。
2004年初重庆的“井喷事件”，引致多人死伤，结果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因此辞职，可见中国的问责制机制逐渐建立。事实上，油井爆炸的疏忽罪，在于四川地方的运作主管，而董事长的辞职令人感到国企在管治方面努力推行问责制。除了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外，企业的运作亦要管理得百分百安全，不容许任何错失。长远来说，这可以增加投资人士对国企的信心。
第三部分后来经济者的优势
笔者最同意邹教授的说法：中国13亿人口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在，需求所在。另一强项是：中国以一个后来经济者，反占优势。
由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及深圳成立股市至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步伐是有秩序的、有规划的。早期容许地方政府及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后来更容许民间企业，到最近几年很多重点的国家企业都陆续上市。国务院属下的企业仍有180家未上市，包括４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仍处于改革当中。
笔者认为有秩序的、有规划的开放政策，是领导人的远见，我们用电讯市场的发展作为例子说明。香港的移动电话业务，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由香港电话公司引入。开始时是用模拟制式，俗称“大哥大水壶手机”。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营运商推出PCS的单向手机，只能打出，不能接收，要配合传呼机使用，二者都不甚受欢迎。九十年代2G急速发展，即现时仍沿用的GSM及CDMA数码声音传送制式。现时，香港已有６家移动电话经营商，和黄更于今年初推出了3G的手机服务。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和黄曾错误投资在PCS的单向手机，最后要作出拨备来撇帐，结束这不受欢迎的玩意。营运中的CDMA服务，客户人数日渐减少，没有经济效益，早晚定必被淘汰。
中国的电讯市场改革是有规律的，脱离纯市场经济的风险。移动电话市场发展步伐比香港慢，但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科技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移动电话刚起步便使用GSM，后来亦用了CDMA，开始便到达稳定的平台，避免了在未成熟的科技平台上浪费资源，感觉上是“迟来先上岸”。现时中国迟迟不肯发展3G，亦是明智之举，在这个阶段，2G的收费在国内是有秩序的回落，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５个经营商：中移动、中联通、网通、铁通及中电信，但实际上最大的只有中移动及中联通两家。在开明的政府领导下，容许有限度竞争，容许价格有秩序下跌。从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