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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手机的月费，能够逐步下降，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这种服务。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尽管收费持续下降，仍然是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迟迟不发展3G，一方面要看清科技方向，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大经营商累积更多资金，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决定投资在什么科技方面，是3G或4G，若后者发展成熟，那么中国市场便可以跳上一个更稳定、更高科技的平台。
2007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的时候，外商投资中国电讯市场仍然受到限制，最多只准持有固网或移动电话经营商股权的49％，领导人当然考虑到国家安全，不想市场被外商所垄断。本国经营者能够保留控制权，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抵挡外来的竞争。当然，有些观察家表示，中国坚持自行发展3G科技，也是考虑军事秘密可能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作为重要的战略设备，保护电讯市场亦是无可厚非。笔者认为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开放过程中，很多“下游工业”及零售业都已经全面开放，但国家的重要战略市场，则受到特别保护。
除了上述的电讯市场，现在的石油开采权都是由３家公司所统筹：中石油、中海油及中石化，外商只限于与这３家公司合作，所以外商不可能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石油当然是军事上的主要战略商品。
根据世贸协议，人寿及财产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了。现在只容许外资的保险公司，以合资形式，直接在大城市推广其产品。2004年12月将会实施全国性开放，不过外资仍然受制于合资形式（控制权不可超过51％），接受中国保监会的监察，避免外资因外围的损失而拖累其中国业务。传闻中国将实施强制性的汽车第三方险，届时外资可能无法参与。这一切措施减低了竞争，有规模的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及中国财险，能够保留他们的市场经济专利。
第三部分从哪个市场投资中国股票最明智
邓小平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5年上海开始有国企“法人股”股票转让（0ver…the…counter）。1990年上海股市正式成立，1991年深圳股市亦成立了。邓小平先生可能见到英国撒切尔夫人能够成功地改革英国国企，并成功地将国企透过上市私有化，所以中国设立了股票市场，走向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和深圳有A股（只准许国人买卖）及B股（容许外国人买卖）。
中国的A、B股市场，有接近1；300家上市公司。但总市值仍比香港小。中国的A股市场到目前仍未有迹象会开放。虽然有QFII成立，容许外国机构性投资者购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但活跃程度不高，外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QFII将外币转为人民币，期望人民币升值。A股市场的大型国企数目比较少，除宝山钢铁、扬子电力、一些汽车及银行股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已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的形式上市了，其中有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上市。不过A股股价往往较香港等同的H股及红筹昂贵，平均市盈率达到30倍，比较港股现时的19倍（恒指14；000点）高出许多，以2004年11月24日的收市价计算，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其A股价格较香港股价格平均高出44。1％。所以笔者暂时不会考虑A股市场。
B股市场是开放予外国投资者的。现时上海B股市场有50多家企业上市，与深圳Ｂ股市场上市企业数目相差不远，但他们的成交都非常稀疏。一只交投最活跃的股票，单日成交只有数千万元，交投稀疏的，则只有数万元甚至没有成交，大部分成交平均少于一百万元。所以，作为投资市场，笔者亦不会考虑。以香港为例子，一家大规模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单日成交动辄以数亿港元计，所以外国机构投资者，会选择香港这个市场作为投资中国企业的跳板。
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超过130家，而且成交活跃，能够容易买卖。另外，最大型的国企亦在香港上市，笔者相信４大银行，最终亦会在香港及纽约上市。
第三部分红筹及H股在香港上市的经验
1982－1985年中英谈判时，香港地产风雨飘摇，为挽救信心及疲弱的地产市道，香港政府将花园道一号，以10亿港元的友谊价卖给中国（香港）银行，当时中银买入这块地皮，是要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早期来港的中资企业，带有政治使命，旨在稳定当日香港的政局。光大集团（红筹买壳上市的始创者）是最早来港的红筹。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光大集团携同资金来港设立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光英，代表国务院直辖的贸易单位。王光英是刘少奇主席遗孀王光美的弟弟。光大集团来港后便买壳上市，王光英来港的使命，第一是要投香港政治前景信心的一票，第二是让国家领导人体验市场经济的运作，香港人当然视他为北京驻港的商务代表。当时李嘉诚便与王光英达成协议，将部分卖不出的城市花园单位售予光大集团，以证明北京对香港地产很有信心。李嘉诚在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而李嘉诚则被牵涉入国际城市的内幕消息买卖。虽然光大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最后王光英被调回北京了。经过这个挫折之后，北京又透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席荣毅仁，由他委派其子荣智健带资金来港投资，再对香港政治信心投下一票，荣智健成立办事处，透过买壳（泰富）的形式上市，成为今天的中信泰富，后来更收购了大昌行的业务。
进入九十年代，中资企业来港上市卷起第二个浪潮。越秀、粤海、首钢……这些地方国企，也透过在香港买壳上市，但他们再不是带有政治任命，而是要筹集资金回祖国投资。1993年香港政府决定要尽量开放香港的股票市场，容许国企能够以国内注册的公司来香港上市，称为H股；或者以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简称“红筹”。上述措施令国企无需再透过买壳上市了。
在1993年，第一家国企青岛啤酒来港以H股形式上市，哄动一时，因为这品牌的啤酒当时在香港颇受欢迎。除青岛啤酒外，后来还有上海石化、仪征化纤、镇海炼油及马钢等。
另一个浪潮出现于1996－1997年。当时上市的国企有：北控、上实、燕化、鞍钢、大唐发电、华能国际、江苏宁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江铜、深圳高速、浙江沪杭甬和中移动。接近2000年时，更大型的国企像中石油、中联通和中石化也陆续来港上市。
第三部分筛选“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筛选“千里马”必有他的标准。以下的指引是用来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
（一）中国经济现正处于由工业带动的起飞时刻，正如日本处于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样，高速经济增长营造大好营商环境；
（二）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要求，这些公司的服务或产品，必须是无可取代的；
（三）市场对这些服务及产品的需求是重复性的，所以是有增无减的；
（四）竞争当然是无可避免，但不是陷入“割喉式”的过度竞争；
（五）公司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六）公司纯利及营业额的增幅都要比经济增长快；
（七）股东资金回报率不少于双位数字。
笔者希望将过去30年分析公司的经验，每个行业的独特经营窍门公诸于世，方便投资人士在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及根据，正如广东人的俗语：“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在现时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就算单以香港130多家H股及红筹来看，也有很多不同行业，只有少数是属于有“市场经济专利”的生意，大部分行业属于过度竞争的生意（modity Business）。
第三部分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1）
大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发展，所以投资界对工业股的评价，比较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