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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起，村民们将卖血列入家庭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之一，这使卖血者和“血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国家1998年10月施行的《献血法》以及卫生部门的文件，禁止有偿献血，规定献血周期，同时严格限制离开户口所在地跨区域献血。
但这并没有阻止村民用假身份证、借献血证，通过“血霸”尽可能多地增加卖血次数。他们用各种手段，漠视国家的法规和自己的生命。什么是健康？村民们有自己麻木而实际的认识，“赖守成一辈子卖血，也70多了，身体好着哩”。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李福平说，政府想方设法遏制非法卖血行为，“县里乡里把科学卫生知识也都宣传着哩，效果不大”。丙型肝炎等传染疾病已经在卖血者中间悄悄蔓延，一些人因此离开了卖血者的队伍，而另一些新人又加入进来。卖血者常以家庭为单位，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卖血像是他们的“成年仪式”。从外表看不出频繁卖血给顺老汉造成的直接伤害，但他自己承认有时头晕，行动迟缓。“一共6万多块钱。”谈到卖血供子读书，顺老汉说话声调突然显得高而响亮。对儿子上大学的账目，他有着清楚的记录，“其中43000元是卖血的钱，最多时一天卖3次血浆。”老汉保存着小良每次向家里要钱的信件。为了儿子读大学，家里省下除了吃饭的几乎所有花销。顺老汉身上紧巴巴的中山装，是亲戚送的，也是他惟一一件出门的衣服，穿了5年。
2002年4月8日，我在顺老汉家里坐了整整一下午。在这之前，为了这一下午谈话，我和另外
两个朋友已经在这极易让人烦燥的荒山沟里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车走了3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庄，政府给的大量补贴，已经可以保证不饿肚子。但村民其他的开支只能靠卖血和打工。顺老汉的老伴40多岁，可满脸的皱纹和病容使她衰老得像上年纪的老人。3个儿子，只有一个在家。除了小良，另外两个都还没过20，就已过着四处打工的生活。在家的儿子是老二，刚刚从甘肃酒泉打工归来，将挣来的钱给父母买了两件衣服，他不愿意将现金拿回家，不愿意看着老人像往常一样将这笔舍不得用的钱再次寄给他那个只用一个邮政储蓄的账号与家里维持着联系的大哥。这个沉默、羞怯的青年，不愿谈他大哥小良的任何事，眼睛里充满埋怨。
小良1997年到西安上大学后，花费比周围的同学高得多。同宿舍的人说，他迷恋上网，有时给网友打电话，一张100元的磁卡一次用光。在同学眼里，小良的举动像是生在一个境况很好的家里的“少爷”，小良自己跟别人也说，自己的父亲是做生意的，有钱！
至今让我难以判断的是，小良难道怀着一种幼稚的叛逆心理，要通过报复自己来报复对他施以暴力的父亲？能够想像得出，走出深山的小良遭遇着全新的世界。西安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小良在家时的贫困农村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的压力对他的心理冲击，改变着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看重经济实力和地位的社会实际，使他因家庭环境产生的自卑心理演变成畸形的自尊行为。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追踪报道过程中，从社会的角落里被展现出来，由一个模糊的影子扩展成一个数目可观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在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书中能找到种种细节。
小良的例外之处是他的失败，虽然我希望说是暂时的失败，包括家人、社会对他行为的埋怨、同情、斥责。学业荒废，没有毕业，西安学校方面回答得更为干脆：“退学。”而家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落魄的小良来到北京，想一边工作，一边再次寻找学习的机会，而来北京的原因大半是他的女友正在北京读书。
2001年小良离开西安后，家里失去了他的确切消息。老汉每周都要步行3个小时，去县城边上的公用电话打一次小良留给家里的那个永远关机的手机号码。小良也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信里有个账号，还是要钱。
“住哪里？过得怎样？”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顺老汉和老伴一切的盼望，说出口的只剩下这两句话。我至今难以忘记4月8日夜里，离开顺老汉家时，老人颤巍巍地从墙上的玻璃相框里抠出一张小良的照片递给我，“找到他让他来个信。”
照片是老汉和儿子的合影——刚刚下过雨的西安火车站前，一老一少没有表情地站在潮湿的地面上。那是小良上大学期间，老汉去西安看儿子临走时照的惟一合影。
找到小良的下落很容易。寻找过程属于再简单不过的直线，他的同学——他的女友——小良本人。虽然仍漂在北京的小良不愿意直接面对放弃媒体身份的记者，但还是通过电话、互联网保持着坦率的交谈，交谈的内容被有选择地用在我们的节目中。
关于小良现象的报道持续了一周，这在《新闻纵横》节目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一个选题用去如此多的笔墨。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始终淡化着小良个人的得失，着力探讨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根源。小良和顺老汉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真实姓名，也没有详细的地址。应小良的要求，也没有直接播出他的声音。而这一切正如我们在节目里的编辑独白中写到的那样，策划这组报道时并没有想到顺老汉和小良的故事会引起社会各界如此热切的关注，于是极力避免使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演绎成一次庸俗的炒作，我们努力把整个报道变成一个寻找善良温情、传统美德，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让我们实践了在法律因素之外，当媒体面对他人的失败、痛苦、命运时，应该如何地谨慎和宽容。
第十章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7。没有今天，谈何未来
文/童大焕
人类的苦难，一半源于社会，一半源于个人的心灵本身。
小良和顺老汉一家至今没有结束的故事，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故事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导演的结果，在许多孩子和家庭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演变和发生着，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赤贫的父母，拼了命地卖血供儿子读书，可是儿子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贫穷的土地以后，却没有认真学习，而是一头沉溺于自己的网络世界和恋爱世界中，并最终不得不退学，像一个无根的灵魂满世界游荡。他是太着急了，他急于忘却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并试图迅速摆脱自身的现状。所以他迅速沉溺在自身制造的虚幻假象中：他出手大方，并自称家境较好，开支远远超出其他同学。他因越陷越深而无以自拔，甚至忘记了对自己、对家人应负的责任。跟家人的惟一联系，也只是一味地要钱，一开口就是3000、5000，其余时间就黄鹤一去无影踪，而那3000、5000元，可是他两眼巴巴望穿秋水的老父老母四处奔波卖十几二十几次血的代价啊！小良居然都“忘了”。即使心中没忘，但在事实行动中却的的确确地忘了。
小良他们没有直面现实直面贫困的勇气，于是采取了掩饰和伪装，而伪装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不仅是经济的成本，还有时间、学业、心灵健康的成本。可怕的不是贫困，而是对待贫困的态度和方式。面对贫困的极度自卑，其表面，却是极度的自尊，人变得敏感，脆弱，人最可贵的自信和坚强的品质，在这样的过程中离心灵和躯体越来越远。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摆正自己的心态，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真正的幸福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不能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太在乎周围的评价，对周围的世界过于敏感了。他永远不能够活在自己的心中，始终活在自卑的阴影里，他必须不断地用类似于眼前“出手阔绰”般的表演来掩盖自己的自卑和虚弱。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会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他只顾一味地冰冷地索取，而似乎丝毫不知道反哺，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恰恰是脆弱的表现。人可以踏遍万水千山，却始终走不出自己的心灵，走不出自己的九曲回肠！小良是需要社会的热情帮助的，但是，心病还需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给自己的心灵上锁的，是小良自己，砸碎心灵的枷锁，也只能靠小良们自己！旁观者们干着急，爱莫能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