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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完全责怪小良是没有道理的，他是太着急了，
欲速则不达。我也相信他一样深爱着他的父母兄弟，一样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们就泪流满面甚至抱头痛哭——就像他的父母想起他就泪流满面一样。也许他朝思暮想都在想着
有一天自己能够时来运转衣锦还乡，也报答养育的深恩，补偿自己心头多年来积压的愧疚。小良自己也知道，他“最大的依靠是爱和被爱”，但是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爱和被爱的方法。方面，更多的责任在家庭和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教得最多的是如何要人们成功，教得最少的是如何教人们懂得爱和被爱，爱的教育是一片苍白的教育，仿佛人只是成功的机器和工具，而不应该是爱和快乐的果实。在这样的畸形教育下，千千万万的小良们自然而然就会以为：成功就是对父母、家人最大的爱、最大的孝，而不成功就是最大的不孝。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成功，甚至
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惜以牺牲自己和家人眼前的幸福和快乐为代价！
我很想对千千万万的小良们说：天生的贫困并不是耻辱，耻辱的是对待贫困我们没有正确的态度，没有直面现实的胆量和勇气。我们没必要遮掩，没必要掩饰，坦坦荡荡，卸去心灵的重负，你一样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只有卸去了心灵的负担，我们才能更加自由、更加轻装上阵地向前，并最终可能取得成功。幸福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幸福是不能期待未来的，人活的就是现在，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于父母，对于自己，对于社会的爱和责任，不能期待未来，只能从现在开始，否则，正如那位同学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母不待”啊！千万不要一失“策”成千古恨，因耽误今天而干出遗恨终身的傻事！不管社会曾经给过我们什么，就让悲剧和苦难终结在“我”身上吧，不要让它再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社会，并延续给下一代了。我们不能马上改变社会，但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这一个冬夜，让我们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的话互相
取暖，互相鼓励吧，她说：“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们饱受痛苦，每一个人都极度忙碌，渴求更大的发展和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以致做子女的腾不出更多时间去关怀父母，做父母的也没有时间彼此关心，这招致家庭生活瓦解，直接扰乱着这个和谐的世界。”
“即使是那些无家可归的、病入膏肓的人们，他们所渴求的，也不单是日用的口粮，而是爱、别人的照顾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人即使赤身裸体，所需要的也不单是用来蔽体的衣服，而是一份爱，一份甚少人愿意付出给陌生人的爱；他们无家可归，所需要的不单是一座坚固的房子，而是别人视他们为亲人的那份关心。”
任何人都无权给自己的责任和幸福开一张永无期许的未来支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每个人都应该强调彼此之间的当下关怀，给当下的自己、家人和社会最大的照顾、温暖和爱。没有今天，谈何未来！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1。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一）
文/谢磊
北京大学登山队5名队员在希夏邦马雪山遇难之后，人们从各种角度关注着这一事件，人们讨论着登山的各种细节，经费的缺乏、经验的不足、指挥的失误等等都可能是造成山难的具体原因，有关部门在事出之后的种种表演和控制舆论的行为，也的确让人为之愤怒。这些报道和讨论，也许对今后减少类似的灾难有重要的借鉴，但仅仅就是这些吗？让我们最为关切的是：这些业余登山运动员们在想什么？那些已经永远留在雪山之上的遇难者如果活着，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有幸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盘录音，那是他们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里有雪山的洁白，有阳光的灿烂，有雪水的透明纯净，在高山深谷中不断地回响……
北京大兴区东边的北京高校学生军训基地，北京大学开学升读二年级的1000多名学生正在这里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的暑期军训。在炎热的操场上，记者见到了王志…同学，他被编在三连三班。
王志…是北京大学山鹰社的队员，也可以说是希夏邦马雪难事件的幸存者之一。为了赶回北京参加军训，8月4日，他随第一批撤离队员一同下了山，这使他同死神擦肩而过。撤离前，在5800多米高处的一号营地，他们和留下继续冲顶的几名队员热烈话别。非常难得，王志…将这次谈话用他的MP3全部录了下来。这也成为那些遇难队员留在世间的最珍贵也是最后的录音。
“这儿海拔5854，C2的位置是在大约6180，哦，6260，纠正一下。C3估计6700，我
们的目标是后天到C3，把C3建起来，然后大后天就是修路，加上突击冲顶。……兄弟们，我就快回来了！我胡汉三会回来的！（笑声）”
当记者随同王志…从训练场回宿舍取录音资料时，看到他从一个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银灰色小机器，这就是记录了当时谈话的MP3机器。机器已经很旧了，他庄重地把机器托在双手上递给了记者，并一再叮嘱记者保管好机器。为了不影响王志…的军训，记者不便多耽误他的时间，只好匆匆告辞。在记者的感觉中，一米七几身高、略显清瘦的他并不愿意多说什么，表情始终很严肃，特别是眼镜后面那总是若有所思的眼神里似乎埋藏着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希望通过他的录音能读懂他的眼神，他的心思。
倾听这段录音时，记者发现其中很多录音无法分辨出自哪位队员。为了找到5位遇难队员留在雪山上的这最后的声音，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记者再次联系了王志…，希望他能帮助分辨录音，同时也希望通过他的讲述对所有登山队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志…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此次攀登希夏邦马西峰的登山队队长刘炎林来帮助我们分辨录音。刘炎林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山难发生以来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刘炎林并不愿意过多地表达自己和幸存队员们的感受，可以感觉到，失去队友的阴影还笼罩着他。“（笑声）现在是8月4日（插话：‘8月3日。’）中午12点多。（笑声）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A组和C组运输物资到C1，现在正在吃午饭，大家都想讲一些话给大家（带回去）。
“下面是大刘。
“啊，这是一号营地。天气好，好得不得了，冰塔林也亮得不得了，老天太给面子了
。整天面对着一座伟大的山峰，但是攀登的是它旁边的一座山峰。（笑声）好，我们的计划是……
现在正在录音，（笑）用6天的一次行军，把3个组都搞上去。天气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希峰顶上一片云雾，估计雪也很硬，非常好走。”
从刘炎林的录音中听得出来，好得出奇的天气、登山计划进展顺利，这一切让大家都心情舒畅。事隔10多天，已经回到北京的刘炎林回忆起与5位队员最后分手时的情景，当时的快乐仍然历历在目。
刘炎林：当时天气非常好……阳光非常好，冰川就在我们营地的附近。他们每个人
笑容都那么灿烂，一个队员还带了一个录音的东西，我们就给每个队员录音，当时就想让他带回来，给在北京的同学，向大家报告我们的情况，让他们听听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给每个队员都录了音，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开了很多玩笑，把我们这几天的进展、后面的计划都说了一下。录完音后，休息了一下我们就往下撤。这是我跟A组队员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就再没有跟他们联系上。
记：你记得跟他们5个告别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刘炎林：他们跟我们说要注意安全，我们也跟他们说要一切小心，送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