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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被盛名所累。总之北大不再是过去令人仰望的北大，这件事正好给了一些人一吐胸中郁闷的机会。
其次，他们是去登山。“挑战自我”、“精神洗礼”，加之高昂的费用，种种因素让这项运动总带着点贵族味道，而这也正是它被奉为时尚运动，受到不少有钱兼有文化的人青睐的原因。一帮穷学生，一项“贵族”运动，又是一个看点。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登山就是一种纯粹的体力劳动，是适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去从事的，北大学生去登山，就和去扫大街一样，简直是人才高消费，罪莫大焉。
再加上随着报道深入而出炉的种种失事原因分析，诸如登山时机选择不当、因为过于自信和资金问题而拒绝高山向导及海事卫星电话、赞助商对登山动机可能产生的误导、登山管理方面的过失，甚至学校与队员签订“生死状”等真真假假的消息，北大山难引发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再正常不过了。
网上的评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大声喝彩的，一类是大声喝倒彩的，余下才是冷静理性的。有人总结说，无论是喝彩的还是喝倒彩的，都是把自己放在看客的位置，无关痛痒地搅和上一阵。话可能有点过，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有喝彩者动辄把山难与弘扬北大精神相提并论，北大登山队似乎成了北大的全权代表，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无限拔高，上纲上线。这虽然并非出于恶意，但事实上却拒绝了对悲剧的反思，导向更加盲目和冲动的情绪。而有喝倒彩者则任意指责登山队员不重视安全、不珍惜生命、不体恤父母、不回报社会，甚至说他们糟蹋纳税人的钱，种种似乎义正辞严、充满人情味的说法，实际上却是最无情的攻击。
一片喧哗中，为数不多的人保持着冷静和理性。对山难真正痛在心底的恰恰是这些人。正因为痛之切，面对悲剧，他们才更冷静和理性，为的是悲剧不再重演。
在未名湖边，山鹰社的攀岩训练基地，我遇到了一位清华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他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攀岩壁。知道山难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了哀悼的帖子，得了空，径直就跑到这儿来了。他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应该是同道中人。他对网上不负责任的抨击非常反感，可是他也不希望他们被推上神坛，成为某些人热衷的精神祭品。他说，登山就是个人爱好，和下围棋打桥牌搞乐器踢足球一个层次的爱好而已。5位遇难队员为了登山而死，令人惋惜。在他们身上确实有一些可贵的品质和追求，但硬要把这提升到为了什么而“献身”的高度，会令这些热爱登山的人浑身不自在。
也是在攀岩壁前，我还遇到了一位汕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他推着一辆旧山地车，随身带的包斜挎在肩上，戴着眼镜的脸黝黑。他是从汕头骑车北上的，路上已经走了1个多月。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北大来看山鹰社这5个队员。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普通话不流利，他有些结巴，但这并不妨碍他表达对遇难队员的敬重之情。他说，没有探险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人都安于现状，人类只会停步不前。有探险就有牺牲，他们的死自有他们的价值，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留下的思考和启迪。
一个是同样热爱登山的山友，一个是同样喜欢挑战自我的同道，我想，他们所表达的也许才是最真实的、最接近于事情本质的态度。
后来，在网上看见了新浪观察对清华大学前登山队队长张为的采访。他说：“作为一名登过山的人，我自己经历了3次面对死亡，队员两次失踪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我想说的是：‘当年不应该去！’我说这话不是后悔登山。对于登山，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激动的。‘不该去’的出发点是当年太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了。个人英雄主义超越了一切。我今天还活着，只能说是运气好。”张为说登山最忌讳两件事，一个是英雄主义，一个是攀比，这些因素容易把登山复杂化。健康、平和、在思想方面有所探索，这是登山的真谛。人最大的毅力和勇气，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件事。
张为这番话让我知道了，一个真正成熟的登山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再回头来看北大山鹰时，我想，在肯定他们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评价。
也许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在面对山难和处于舆论漩涡中心时，北大山鹰似乎总在搬出过往的成绩来为自己辩护，以证明这确实就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灾难，没有人，特别是山鹰自己，应该为此负一些责任。
但毕竟这是一群稚嫩的登山者，经历和阅历都有限。不管最后对山难定论如何，说他们都对登山有很深刻的理解，这并不让人信服。人们有理由猜测，也许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受住冲顶的诱惑，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札记中曾提到，5位遇难队员中有一位他曾在拉萨见过，当时他是去告诉记者他们要攀登希夏邦马，希望予以报道。这或许是山鹰社作为一个社团的需要，更或者如很多人猜想的一样，是赞助商的需要。但对于登山者而言，如果登山并不仅仅是出于他内心的渴望，而是夹杂着其他欲念，恐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4。聆听“山鹰”（二）
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总是面临着重重阻力。由于北大山难丰富的看点和虽然并不复杂但却引人注目的背景，在关注和争论中，在有声和无声的诘问压力下，对北大山难事件的采访陷入了困境。除了前方援救进展的报道外，关于北大的报道停留在外围，难以深入。北京一家媒体在采访北大团委后发了一篇稿子，说登山队员出发前和学校签了“生死状”。消息一出，自然又激起网上一片激愤声讨。这时候北大再怎么解释，也抵消不了新闻产生的效应了。吃一堑长一智，北大开始“严防记者”。家属和队员自然是一级保护对象，就连普通的北大学生，也不敢轻易张嘴。
在遇难学生的宿舍，他的两位舍友开始还用传统的方式拒绝采访：我们现在还在等营救消息，什么也不想说，请理解我们的心情。见我仍然不肯放弃，无心恋战的学生干脆摊了牌：学校已经给我们开过会了，不允许擅自接受记者采访。采访必须经团委批准，你还是先找团委去吧。
团委负责人在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的采访意图和计划后，也例行公事地解释了暂时不
能安排采访的原因。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只有一个：现在不行。什么时候可能？一星期以后再看吧。一个星期，还有谁会听？
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前一段“抢新闻”制造出的混乱创造了一个机会。
绕开团委，我把要求采访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北大山鹰社。山鹰社临时确定的负责人，一个女孩子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她说，前一阵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这让我们现在越来越被动，有些话必须得通过有信誉的媒体告诉大家。
但是，除了“以正视听”的一些澄清外，山鹰社同样严守北大团委的纪律，不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只是理由比较缓和也更正当：我们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第二天，6名撤离山难现场的登山队员回到北京。消息被封锁，在狂打了一通西藏长途后才得知确切消息，但为时已晚。抱着一线希望，我又赶到北大，在山鹰社平常训练的攀岩壁前偶遇京城某报同行，聊起来才知道，就是得到消息赶到机场的媒体也只不过拍到了几张照片，没有被允许采访。他们不甘心地跟踪到北大，却发现目标“一进北大校门就失踪了”。和山难发生前下山回京的队员一样，这次回来的队员全部被北大安排到秘密地点“进行心理调整”，手机也全部关闭。无奈之下，我又拨通了山鹰社临时负责的那个女孩的手机，请她帮我找找她的队友。她确实见过他们，但要采访，还是那句话，得团委同意。没有别的办法，此时的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她不放，除了一再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纵横》的声誉为自己担保外，策划布置选题时“不参与讨论”的原则也成了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看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孩虽然说话的语气仍然不冷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