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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出乎想像。第二天下午，我成为登山队员回京后第一个获准进入他们的秘密住地采访的记者。
不过事情也仍然不能高兴得太早。和那个女孩一样，登山队队长刘炎林和他的队员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东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时空连线》曾在西藏对刚下山的他们进行采访，节目播出后网上不少人骂刘炎林。有人质问他作为登山队队长为什么不在第一组参加冲顶，骂他贪生怕死，有人甚至对他在采访最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笑了一笑”难以容忍……可以想像，回到北京面对遇难队员的家长，他的压力更大。不管最后刘炎林在此次事件中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他当时已经承受了超出责任以外的压力。采访中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只谈具体的事件，涉及评价、感受之类的问题一概回避。他会用红肿未消的眼睛看着你，似有歉意地说：“这个就不要谈了吧。”语气虽然不硬，但却有一种不容争执的坚定，让你无法坚持。
就是在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中，当他提到大家在一号营地用MP3录了音时，这个在《时空连线》
中也出现过的细节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录音”！对于纸质媒体和电视来说并不是特别好传达的东西，却是广播最珍贵的素材。偏偏他们接受了中央电台的采访，偏偏他们留下的恰好是录音，莫非这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还是那5名魂归雪山的学子的意愿？
很费了些口舌才说服他们把录音提供给我，但这还远不是最后的胜利。真正取到录音的过程一波三折，当然也少不了校方的过问与干涉。不但费了一整天时间，而且还多亏了评论部的“头儿”亲自出马，斗智斗勇，极尽周旋。
节目播出后几个小时，我接到了山鹰社那个女孩的电话。我当即为节目播出稿没来得及给她过目道歉（由于取录音和听录音耗费了大量时间，稿子写完已经是凌晨1点，节目7点播出），她没等我的话说完，就冷冷地问：“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当我追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时，她却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不用解释了。”我至今没想明白，她说的“骗”是不是指我答应发稿前让她过目而最终食言，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地方违背自己的承诺。但是我总觉得，她说那句话时语气中有深深的怨恨，也许是因为这期节目让她，甚至是接受我采访和帮助我拿到MP3录音的登山队队员们受了不该受的委屈。如果真是如此，在此我向她和接受我采访的队员们深致歉意。
说到这儿不得不再提到北大校方。在宣布救援结束后，学校和山鹰社为5位遇难队员举行了追思会。会上，北大授予了5位遇难队员“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号，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就在这个会上，家长们又向学校提出了继续寻找遇难队员遗体的要求，北大的尴尬难以言表。
北大山难事件尘埃渐定，《南方周末》刊出了《我们悲痛但我们必须承担——致北大山鹰》一文，对曾经喧哗一时的人们来说，文章有类似清醒剂的作用。谨以文中片断作为此记的结束。
毫无疑问，北大山鹰社的这次登山行动，有诸多需要总结之处，诸如媒体已经指
出的登山时间的选择、登山设备的添置等等。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虽然技术非常重要，可它并不足以影响到对这次行为的根本评价。
……
至于说这一行为体现了一种拼搏向上、为校争光的精神，则似乎更值得警惕。对于拥有太浓厚的传统积淀的中国人而言，民族、家国、社会等这些被过分强调的宏大话语，长期以来在无形中将本我、将个性自由的空间挤压得几近于无。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宏大叙事极易将个人行为无限拔高，反而容易导致非理性，从而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
在我们看来，我们更愿意把本次事件看做是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一种自我认可的生活方式，一种在发自内心的召唤与追寻下的偶然事件，仅此而已。
……
不要再试图贬低或者拔高这一次实属平常的举动，如果硬要说它代表了“北大精神”的话，那么，它体现了一部分学者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那便是一种灵魂的自由选择，一种对个性解放的终极冲动和对灵魂高贵的不懈追寻与超越。
……
让留在雪峰上的5个灵魂安息吧，他们只是5个自由选择了而又能够担当的人！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5。什么是真正的山鹰精神
文/潘多拉
北京大学山鹰社5名学生队员遇难西藏希夏邦马雪山，有关各方和社会各界对此做出
了种种反应。无论是为5名山鹰勇士冒死勇攀高峰的壮举高声喝彩，赞扬他们挑战自我、挑战大自然的努力代表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奋进精神；还是批评并惋惜他们的“无谓冒险”，甚至认为他们的“盲目牺牲”是“不重视安全、不珍惜生命、不体恤父母、不回报社会”；还是认真分析事故的原因和教训，呼吁管理部门加强与民间团体的合作，加快登山运动的知识普及，为登山者提供必要的训练设施和实战机会，为更多的登山者提供优质服务，把专业登山与业余登山有机结合起来，把登山的商业化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来，等等，应该说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各自言之成理的一些意见，最好不要用简单的“对错”标准加以裁定。
作为一个毕业10年的北大校友，对于包括山鹰社队员在内的北大学生，我抱有一种近乎天然的亲近感和切肤之痛感。山鹰山难发生后，我既为5名校友的罹难深感悲痛，同时也为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的严重误解与极端丑化感到万般愤懑。他们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热血青年，是用现代观念和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追逐名利头脑发热大干快上的无知莽汉，更不是自信身怀特异功能刀枪不入水火不进因而不辞赤膊上阵白白送死的邪教徒。
他们此次遭遇不测，既不是为了某种崇高目的而“必然付出的代价”，也不表明山鹰社的民间登山活动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毋宁说只是由于技术上不够完备，以及组织上的一些环节不够到位所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北大山鹰社利用暑假攀登希夏邦马峰，虽然多少争取了一些社会赞助，但本身不是一次商业行为，没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也没有其他指向明确的特殊目的。
6年前，上海探险家余纯顺不顾旅游公司关于夏季绝对不能穿越罗布泊的劝告，冒死独闯罗布泊，最后在茫茫沙漠中遇难。他的英勇气概令人感喟，但人们也对他一心要创造超越科学规律（夏天温度太高，人不可能穿越罗布泊这样的沙漠）的神话、同时也是为了配合电视台拍摄参加国际大赛的纪录片的目的性加以质疑。至于香港艺人柯受良驾汽车“飞黄”、山西农民朱朝晖驾摩托车“飞黄”之类的举动，除了自始至终充满了浓重的商业气息，还被一些惯于帮闲的无聊人士无端拔高到“迎接香港回归”、“迎接澳门回归”、“飞跃母亲河”的境界。与余纯顺、柯受良、朱朝晖们的冒险不同，北大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峰的目的无疑要单一得多，也纯粹得多，如果他们成功登顶，载誉归来，我们大可不必给他们戴上“向XXX献礼”、“五四英杰”、“青年楷模”的高帽子，而现在他们不幸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我们又怎么忍心给他们扣上“无知盲动”、“糟蹋纳税人的钱”的罪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大山难的悲情气氛渐渐远去，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另一个问题的困扰：作为一个国家的青年，特别是像就读于北大、清华、复旦等最高名牌学府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否应当比其他公民、比其他青年具有更多探索的勇气、冒险的冲动和献身的情怀？当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或者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或者为了探寻自然的奥秘，或者为了担当社会的痛苦，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