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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代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37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无、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苍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
另一案件为“林书扬事件”。林书扬家住嘉南平原麻豆镇，1945年9月抗战胜利，林书扬以满腔热情参加了一个名叫“还中会”的青年组织，宗旨是尽快让台胞了解祖国大陆的政情，为回归做好准备，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要求“国共和谈”。“2·28事件”发生后，林书扬被国民党当局认定参与幕后指挥工作，列入“黑名单”。1950年初，麻豆镇农会理事长改选，医生谢瑞仁获得连选连任，而亲国民党当局的人士却惨遭落败，此事引发当局的怀疑与不满。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借故以“匪谍”罪名拘捕了谢瑞仁及其支持者共36人，其中包括林书扬。同年9月，谢瑞仁等3人被判处死刑，林书扬等若干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0余人被判处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史称“麻豆事件”。“麻豆事件”改变了林书扬一生，他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铁窗生涯。
回忆绿岛监狱的生活，林书扬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段集中营生活的磨难，他今后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集中营里，狱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狱方制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笔记本上改动几个字，将原意歪曲，然后以此为名，将那人拉入“碉堡”刑讯逼供，以图诈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击检查。即乘“政治犯”不备或外出劳动之机，全面检查营内每个人的床位，一旦发现笔记中有“反动”或不满言论、违禁书籍，轻则以“抗拒改造”为名施以酷刑，甚至处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是对“政治犯”施以难以承受的苦役。“政治犯”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强迫劳动，不是到山上去砍树木，就是到海边去搬运大量的石头垒狱墙。收工后狱方要检查每人任务完成的情况，达到标准的被认为是合作者，否则难免遭到毒打。然而这样的“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为无人可以有足够的体力来长期支撑这种“合作”，更何况一个不屈的心灵怎会指挥它的身体去长期屈从特务们的指令呢！
“政治肃清”乌云密布（3）
1984年底，林书扬成为最后两个被假释的“政治犯”之一。出狱后的林书扬，已由25岁的青年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与一位“政治犯”的遗孀结了婚，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彼此抚慰，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了解决“政治犯”出狱后大多没有正式职业的实际生活困难，出狱两年后，林书扬发起组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近千名政治受难人参与其中，占整个政治受难者总数的1/3，他被大家推选为首任会长。以“互助会”的成立为标志，林书扬正式投入“反独促统”的运动之中。1988年他参加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工作，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台湾“劳动党”的建党工作。他一直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为维护劳工权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而遭杀害，其中又以“吴石案”最为典型。吴石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蒋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7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当局滥杀、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台湾学者王欢所著的《烈火青春》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5月14日，宜兰罗东镇上有一户冯姓人家，门口斜倚着几个年轻女孩，这是冯家20岁的女儿冯守娥和她同学在屋前纳凉闲聊，天南地北，还不时传来阵阵歌声。突然，银铃般的笑语戛然而止，少女们抬头望着突兀的来人，对这几个不速之客，冯守娥直觉不妙，好像大祸要发生。来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开口，“冯守娥在这里吗，她人在哪里”，一群人七问八问地就认出了冯守娥。他们说要找她去问话，她只好跟着他们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见离我家不远处停了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七八个人，我赫然发现我哥哥也在里头。车上有一个人，似乎被打得不轻，当时他指认了我，我就这样被带走了”。现年68岁的冯守娥回忆着当年被捕的情景。这一去，4个多月音讯全无。冯家亲人不知道这两兄妹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们下落何方。这一去，怀抱着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狱中困锁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冯锦辉在1950年10月遭枪决。
高雄女中英语教师陈永生因不满“白色恐怖”，向友人说了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但是现在的政策却和孙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检举于1952年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国民党还以“涉共”罪名逮捕钱静芝等35人。1951年，张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结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讨论当局施政情况，并以激烈文字张贴标语，抨击“政府”，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年5月28日，出身嘉义市的青年张栋材，背着“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的罪蒋宋夫妇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凌晨被枪决。
由台湾学者蓝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琇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
一位台湾著名作家在《啊！那个年代，那些人……》一文中这样写道：“对在台湾的事实与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党恐怖扫荡，集中、全面进行3年（1950…1953），估计被枪决的有3000到4000人，长期监禁和有期监禁者8000到10000人。但在实际上，以匪谍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罗织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问和处决、监禁，终30年戒严时代未尝中断”。这些冤假错案埋下了台湾同胞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仇恨与长期不懈地反抗。
控制社会舆论（1）
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国民党当局还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扼杀自由、进步思想，打击异己知识分子，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必须控制文宣机器。退台之初，蒋介石就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定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4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