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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值苤浦粤诶锵缤林凸颐褡逯保娑ā堵塾铩贰ⅰ睹献印贰ⅰ洞笱А贰ⅰ吨杏埂�4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向台湾人民灌输“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的信念，极力吹捧蒋氏父子，宣传“反共”思想。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台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司令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遭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岛内许多人十分反感，并不断提出质疑。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既称中共“乱象丛生”，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于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反共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反共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反共的名义来做，反共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反共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是，“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
国民党当局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要进行检查，稍有逾越或出轨行为就要遭到清算。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结果被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数次。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1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罪名，受到警告。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
对于个别知识分子偶尔迸出几点思想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也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失措，便大加打压，使得文坛奇案接二连三发生。
“胡适被批案”。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大学者，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时去了美国。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蒋介石为表示对胡先生的欢迎，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稿费来替胡建造公馆，可是这位大学者到台湾后，时刻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民主作为衡量国民党政权民主程度的标准，屡屡发表谴责国民党当局害怕民主、压制民主、反对民主的谈话。结果，他的文章和谈话经常成为台当局观察和舆论管制部门批判的主要目标。1961年冬，胡适在欢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代表团”时，称如今台湾的民主还不如当年他所处的北洋时代，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规模最大、调门最凶、也是最后一次围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会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雷震组党案”。雷震早在“护法北伐”期间就已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之一“中华革命党”，以后出任过“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去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9年11月20日，他与友人在台北创刊《自由中国》半月刊，经常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蒋介石的独裁进行比较隐蔽、相对含蓄地批判。最让台湾当局不能容忍《自由中国》和雷震的有三条：一是10年来始终不懈地对台当局的每一项专制措施和压制民主的政策都要进行评论；二是对蒋介石违反“宪法”，在第二届任期期满后又变为“终身总统”等进行冷嘲热讽和含沙射影式批判；三是准备冲破党禁，公开组织“中国民主党”。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对雷震等人采取行动，《自由中国》和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被镇压下去。
控制社会舆论（2）
“殷海光事件”。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科研所哲学部，专门研究逻辑学，1946年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后主编《青年周刊》。到台湾后，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邀请，到该校哲学系任讲师、教授，并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产生质变，更多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探讨国民党政治，开始批判国民党专制与蒋介石的独裁。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参加《自由中国》编辑和撰稿队伍，并成为其中写稿最多、批判国民党当局最有力的人之一，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台柱子。在60年代前期发生的震动台湾文化和知识界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殷海光为李敖出谋划策，润色文章，被御用文痞们骂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恶奴”，搞“知识诈欺”。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对他下毒手，可是台湾大学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辞退了这位教授，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利，查禁他写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等书籍。
“柏杨案”。柏杨原名郭衣洞。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又包下《自立晚报》的“倚梦闲话”专栏，撰写杂文，到入狱时先后出版了9本小说和21本杂文集。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事件后，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他在1968年1月3日，《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卜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卜派说：“爸爸我也选总统。”卜派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父亲发表竞选演说时，还以“全国军民同胞……”开头，翻译人正是柏杨。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1968年3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柏杨，并交付给让人生畏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审判结果震惊了岛内外，尤其是国际社会，纷纷出面谴责，案犯本人也提出上诉，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75年，漫画中对号入座的“老爸”蒋介石过世，柏杨刑期由12年减为8年，1976年刑满。“上面”告诉他，找遍各个机关，没有位置可安置，“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总算替你找了个教官缺，就在绿岛指挥部。”就这样，他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在国际人士救援压力下，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被捕入狱共达9年又26天。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探讨”为刊物宗旨。创刊4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5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