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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带着他们的商品和鸦片来中国时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状况。西方人通过黑白两手——做正常生意和贩卖鸦片来向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人和买办们公开传授那种赚钱快且容易学的生财之道。于是，中国社会肌体上那种原有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便急剧恶化。这样，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长此以往，城里的富人们和寄生阶层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来营生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被甩到破产的边缘，无以为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阶层之外——发现他们尽管已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但仍无法养活自己，那么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只有投入到一场疯狂的叛乱中去了，以此来彻底根除国家的癌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关这一国家的癌症，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苏、杭这样的商业城市。在中国，旨在根除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变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叛乱。（19）
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满洲贵族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说满洲贵族已完全丧失了以勇武精神为特质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塘时，就遇到了满洲军人的英勇抵抗。外国人从关于北塘战役的战况报导中可以看到，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满洲贵族身上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身为叛乱者的太平军面前却一筹莫展，战场上也陷入狼狈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满洲贵族们有他们的勇武的高贵品格，但在太平军方面，他们身上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什么是狂热？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虽然太平天国叛乱分子在起事前只是普通民众，但是出于对社会弊病所持的强烈义愤，在他们那麻木迟钝的本性中也被激发出了勇武的高贵品质。因此，面对太平天国叛乱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狂热精神，或曰“高贵的疯狂”，满洲贵族身上的英雄气概就无法奏效了。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一点，欧洲列国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杰出道德品质的旧式贵族，之所以对革命者以及他们所发动的革命始终、至今仍然是束手无策，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个贵族的傲慢，也许能使由愚蠢的学徒和庸俗的店主组成的乌合之众产生敬畏感，但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正视社会错误与民众欲求的贵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气概和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战斗素质，即便在所谓的“上帝的正义”面前，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谓“上帝的正义”，总会是我国革命的最终根源。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在形形色色的骚乱和革命中鱼龙混杂，是那样的难以分辨，这就要求一个人既要具备蓄势待发的拳头，又要有洞察一切的双眼。否则，即便你在紧握的拳头外包上最坚固的克虏伯钢甲，若胆敢向“上帝的正义”出手，最终会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惩罚，那表面上坚固无比的拳头也会化为齑粉。总之，要想有效地对付狂热或那种陷入疯狂的高贵人性，或者干脆说要想对付疯子，我们最需要的一点，乃是才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当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在满洲贵族面对狂热的叛乱者而束手无策时，皇太后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汉族儒生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力量，指示他们回乡组办团练，要完全依靠他们去镇压叛乱了。于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统治权”或“政权”，即统治中国的真正的主动权和指导权，从满洲贵族的手里转入汉族儒生的手里了。满洲贵族的权力中心或曰指挥总部在北京，而汉族儒生的权力中心则在地方各省。因此，从满洲贵族到中国儒生的权力转移，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从帝国的首都转移到地方各省了。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人已经观察到，中国政府的权力开始呈现分散状态，至于这种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国叛乱。
第一章 满人当权（4）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这种可能使中国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前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之父）。这位伟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国儒生的领袖。在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皇太后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因此，当时他可以说是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在他的统率之下，汉族儒生响应皇太后陛下的号召，毅然脱下身上的长衫，纷纷投笔从戎。战争初期，虽然儒生们对战争韬略一窍不通，对行军打仗的辛劳也极不习惯，但他们仍然奋发努力，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开始，他们先是以超人的智识及时抑制住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他们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最后，历时十数年，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大火（20）。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1）
总的说来，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毁不公正、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国的统治局面一样，在中国的“后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国家统治权的重心也从满洲贵族转移到中产阶级的身上。此外，因社会的旧有秩序被捣毁而产生的震动，也总会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带来一股惯性力量——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在这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以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人们的心智一旦摆脱旧有陋规和习俗的桎梏，就立即会变得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人们才智焕发，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个国家。对于这种人民智识的持续增长，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伟大的中国儒生们尚能引导、控制这股力量，并将其纳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但是，不久之后，这种智识增长渐渐停滞，甚至开始失控。这样发展下去，这种失控的势力（我们仍可称之为“自由主义”）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误入歧途，损害普通国民的心智。为了把这种快要陷于失控、进而会导致普通国民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思想的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旨在反对李鸿章——即时下中国的中产阶级领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国的帕麦斯顿（21）勋爵”。李鸿章继曾国藩侯爵之后成为中国儒生的领袖。当这位伟大的中国儒生率领儒生和农民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仍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亟需解决。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战争之后，在战争发生地重建社会秩序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天朝上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风美雨的侵袭？对于西方人掌握的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强大的破坏力量，我们到底怎么应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重建战乱地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对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说得上是立竿见影。在太平天国叛乱被镇压后的极短的时间内，半个中国的行政机器和社会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并开始正常运转，老大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是为“同治中兴”。
然而，关于如何处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破坏力量，曾国藩侯爵——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则完全失败了。一时间，中国的儒生们在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这一现象，让人想起当年在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面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同样的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儒生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旧式的儒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开放”观念，因为他们自幼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理学）教导下成长，他们不可能对另一种文明真正抱学习、交流的态度。鉴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