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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2）
不过，当时在中国的政界，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开放”的含义是有所领悟的，他是一个满洲官员。正当汉族儒生们忙于修建军械工厂和试制现代化的枪炮时，文祥（22），即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23），他极富前瞻性地设立了这样一个学院，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文祥相比，曾国藩侯爵的欧式教育理念极其模糊、狭隘，他以及他领导下的汉族儒生们仅仅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文祥这位伟大的满洲政治家对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开放和富有前瞻性，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
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国的正确的开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即赫德爵士来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了！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其创办之成败攸关中国的未来——赫德爵士并没有选派欧美列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绝对可以胜任此职的西方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即一个美国传教士（24）去担任总教习。这样，同文馆，这个本该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之曙光、对古老的中国进行西学启蒙、进而成为中国“开放”之源的教育机构，就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目不识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曾有两个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鸿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种“庸人”。国运如此，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前者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便疏忽大意了；而后者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处理态度则非常消极，这样的错误给他们二人带来了深刻的耻辱，并永远难以洗刷。在李鸿章大人看来，只有坚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就拯救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额国家税收以开国家之财源。对于这两种关于何为国家强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鸿章大人的显得更狭隘、卑鄙和无耻。
我们已经得知，笃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儒生们关于中国“开放”的思想和观念，乃是要拥有现代化的新式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开放”计划，李鸿章将那些暴发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买办阶层，即那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获益颇丰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不用怀疑，这些人都赞成李鸿章采用外国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谓的“进步事业”。然而，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其中包含了惊人的粗鄙和丑陋——对此马修·阿诺德在谈起英国新兴中产阶级及其主张的自由主义时曾加以严厉斥责。可想而知，这种粗鄙和丑陋肯定也会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翰林院，即中国的“牛津大学”那些知识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情绪强烈的排外运动。之所以说它“排外”，并不是说那些知识精英们对于外国人及外国事物一概持憎恶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一眼看穿了那种即将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惊人的粗鄙与丑陋，进而使得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反对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所有这些，便是真正的中国儒生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3）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处于原版“牛津运动”中纽曼博士（25）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鸿藻（26）大人，后来他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客观地说，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与纽曼博士一样，仅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时至今日，中国目前的这一辈文人学士们即便在事隔多年后谈起他来，还是满怀敬仰之情，并且充满发自内心的爱戴。在他逝世后，皇太后陛下赐给他最为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有关联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张佩伦（27）大人，即当年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另一个则是已故的帝国重臣张之洞大人。此外，曾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28）（最近被召回北京）、徐致祥（29）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高潮，势不可挡。在这次战争的和谈过程中，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而大声疾呼，李鸿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时间，面对热情高涨的翰林们只有徒呼奈何。接着，大清帝国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巴诺德（当时的法国公使）谈判；张佩伦则被遣往福建担任会办大臣，负责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驻守广州。
客观地说，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儒生，实际上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可想而知，让这些书生猛然间投笔从戎，战果自然一塌糊涂。在这一事件中，最终的结果是，面对僵持的局面，法国人按捺不住了，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下令，击败并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大人则如同一个只会吟诗作对的拉丁诗人一样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大人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就这样流产了。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到免职处分。张佩伦，这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他遭遇到的居然是这么一桩极富戏剧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则先是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干脆就从中国政坛上永远消失了。徐致祥在翰林院则被束之高阁，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则开始沉湎于酒色，这导致了他的早逝。在他死前，他曾上书猛烈参劾张之洞（30）大人，我记得他的措辞极其严厉，他指责张大人背离了早期的原则，竟然向李鸿章靠拢了。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即李鸿藻大人和张之洞大人。皇太后陛下对李鸿藻大人还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后，她赐给他最荣耀的“文正”谥号——正是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后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场，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后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运动”发起者一边的。
同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我们的皇太后陛下也绝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帝国的内外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要当事人流放归来，并成为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拒绝了。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在这里，李鸿章被我称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对于张之洞大人，我们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31）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派生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则成为帝国的首相；张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个中国儒家“高教会”的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不客气地说，他们二人都算是学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学养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学识上甚至可以用“肤浅”二字评价。因此，从他们两人身上，我们事实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4）
我认为，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简单地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