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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的新大学里，劳伦斯研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挑战。
后记后 记
在诺丁汉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一年中一再造访劳伦斯的故乡，那地方像劳伦斯在《虹》中描述的土地——“像有某种欲望在拖曳”我。清晨，午后，夜晚；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天，我都去过，我想获得任何一种季节和天气条件下对伊斯特伍德的印象和感受。估计这一年中这座小镇上出现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我了。而背着照相机到处拍照并频频出没于镇上餐馆和咖啡店的黄种人估计也就我一人。
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穿行在这些神游了多年的场景中，不禁反思起自己这些年与劳伦斯作品朝夕相伴的“意义”。1984年，我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劳伦斯研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在那个年代博士还寥若晨星，得个硕士足以骄傲几年）。如果我不翻译劳伦斯的作品，毕业后的十七年我会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我真的说不上。好像命中注定我要做这件事并坚持下去，别无选择。
有一个比这更大的诱惑一直让我欲罢不能——写小说。从上小学写作文受到老师表扬，我就开始迷恋写作。但命运并不偏袒我，甚至没有一点青睐。曾断断续续写过二十多篇小说，但只发表了三篇。我认命了，认定自己缺乏创作天分，觉得此生能作一个翻译家亦是对我文学追求的补偿。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再写，专心翻译劳伦斯。
在这方面我十分幸运：找到了一个我最为钟情的外国作家来翻译，译作得到了出版界和读者的青睐，一版再版，常销不断。我深知这种境遇已经是不少人的毕生追求了。我从报上得知，另一位毕姓翻译家终生翻译左拉，但生前出版译品寥寥，经由后人奔走其全部译作终得出版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中国姓毕的人本就屈指可数，偏偏出了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文学翻译前辈，每每念起伤感之余，备觉自己幸运。
但我知道这份幸运多仰仗劳伦斯作品的魅力，我则有幸得到大家的青睐，成为专门的劳伦斯译者。在一篇散文中，我称自己的翻译与劳伦斯作品是“珠椟之缘”。珍珠只有一颗，偶然为椟者众多，我却得天独厚。这个“天”是出版界和新闻界热爱外国文学的编辑记者朋友，是熟悉我的南北高校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师长们，更是广大不曾谋面的读者，是他们选择了我。
必须指出的是，劳伦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在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受到了连年兵燹战火、民不聊生的影响，在中国少有译介。而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极“左”路线，仍阻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如此以来，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0－70年。而我正是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译者青黄不接的80年代开始研究翻译劳伦斯的，居然成为其首译者之一。为此我深深感到我完全是灾难和历史错误的受益者，否则根本轮不到我来翻译劳伦斯，更轮不到我来写什么劳伦斯故乡纪行，他甚至在我出生的60年代就该在中国家喻户晓了，早该有无数个中国学者来踏访劳伦斯故乡并写出无数本远比拙作立意高远、文笔精当的专著了。那正是劳伦斯在全世界真正走红的年代——1960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在英国被解禁，一时洛阳纸贵，伦敦街头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本禁止发行三十年的小说（我有幸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珍贵的历史镜头），劳伦斯研究开始成为最新学科。而那一年我刚刚在饥荒中出生。
面对不幸的历史，我无言，我甚至不敢感谢，不敢说自己幸运——这样的幸运是建立在几代人的不幸之上的！我只能暗自庆幸，庆幸祖国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于是我能翻译劳伦斯，能倘佯在他的故乡，能在他的故乡写中国第一本这样的书，我常感到我的指尖敲打出的文字不全是我的，有许多前辈在和我一起写。
翻译劳伦斯，对我的写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对语言的锤炼打磨则有着直接的意义。退而结网数年，从1992年到1997年，我一边翻译劳伦斯，一边写作，五年间不仅出版了劳伦斯译文，还出版了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成为两栖人。
在我写不出作品的时候，劳伦斯的作品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只要我翻译劳伦斯，我的文学生命就不会枯竭。我曾经写文章说：有劳伦斯支撑我，我感到自己有了两条命。
在剑桥浸润过的著名作家萧乾生前对这第二条命的轻视使我惊讶：他和夫人文洁若的合译《尤利西斯》出版后曾引起轰动，我为此特去拍一个电视专题片。但不曾想到他老人家对此竟是那样轻描淡写：《尤利西斯》并非其所爱，翻译对他来说压根儿不重要，他不过是帮助夫人完成任务——出版社请他翻译，他敬谢不敏，但之后出版社说服了文洁若接受稿约，他便没了退路，义不容辞。他说“反右”后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利用自己的外语专长搞翻译，聊作文学。能发表作品后，他就不愿翻译了。他并不在意自己翻译家的身份，因为这对他只是权宜之计。赵萝蕤先生生前接受我采访，抑扬顿挫地说：萧乾的《尤利西斯》归功于“他首先是一个作家”。赵萝蕤青年时代以诗人身份翻译《荒原》声誉鹊起，耄耋之年又以翻译惠特曼诗集再度辉煌。但她和萧乾一样轻视翻译，认为那不过是技巧和学问的应用，有水平和机会就可为之，比不得创作。她所有准备发表的诗稿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野蛮地付之一炬，她的创作激情被彻底熄灭了。
萧、赵两位文学大师历尽坎坷，创作生命惨遭人为戕害，数度中断，无奈之下以副代主排遣闲愁，在外人看来辉煌显赫，其内心愁苦少有人解。在终极意义上说，这种不得已的辉煌反倒成了对那个非人时代的残酷注解。
但翻译占去了他们生命的大量时光，他们为中国读者奉献出了无数外国大师名著的译本。这条生命副线曾几度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线。他们的经历令我感慨，当一个两栖人是多么幸福！你有两条命。
小生惭愧，天分不足，能抓住翻译这根救命稻草已属幸运之至。
劳伦斯，劳伦斯的英国，劳伦斯的诺丁汉和伊斯特伍德，是我的另一条命。这就是他们之于我的意义。说感谢甚至过于轻浮——你怎能感谢你的命？惟一要做的是善待自己的命，遵从命的引领。我写这部纪行，不是猎奇的游记，而是一段生命的体验之记录。它将我与英国的天空土地和人文精神血肉交融。而这种体验与交融都是因为自己浸淫于劳伦斯作品多年的缘故。
在诺丁汉研究写作的每一刻，我都强烈地感到：虽然和发达国家来的访问学者比，我住在亚非人集中的中低层住宅区街道上显得“掉价”（相当于劳伦斯家乡的工人住宅区），但这已经是我们尚不富裕的国家的奖学金能给我提供的最好条件了，我只有感激。另一方面，这种际遇又似乎是无心插柳，让我得以生活在英国的草根之中体验英国世俗的一面，不仅加深了对劳伦斯作品的理解，还帮助我以自己的亲历写出了另一本纪实性的英国社会观察录。
这一年，我以我的学术追求不辱使命。这所大学的人听说我翻译了劳伦斯的三部长篇，两部散文，两部中短篇和一部传记，都发出惊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出版了吗？我回答：当然，一版再版。在这之前他们不相信中国有人能懂劳伦斯，不相信中国的出版社会出版劳伦斯那么多的作品，更不相信中国会有那么众多的劳伦斯读者。我在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在诺丁汉研究写作的每一刻，我还强烈地感到：这一年我过得有多么奢侈：虽然奖学金有限，不能像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那样住公寓，开着私车随心所欲地在欧洲旅游，但我仍感到奢侈——时间。我深深懂得，在我的祖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人心惘惘，头上悬着“下岗”这把达莫克利斯之剑。而我却能在英国享受着如此清新的空气和净洁的雨水，如此悠闲地研究写作，没有衣食之忧和回国后失业之忧。我可以自豪地向那些发达国家的同行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