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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①。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②。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③ 《通典》卷十二《食货》。
① 《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①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②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③。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①，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①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③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 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②。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①，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④。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⑤，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⑦；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⑨。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