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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是一次群龙共聚、竞相图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也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百川归于大海、众将推出统帅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两项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在路线问题上和军事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两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聪明、用功，在苏联的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英文讲得也不错。1930年5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负总责。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深深地陷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在这个会议上（指遵义会议——本书作者注），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可惜遵义会议时博古对错误的认识与10年后相去甚远，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扭转了会场形势，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看来，会议一开始火药味就够浓的，持相反观点的两军各自摆开阵势，准备大干一场。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一）
主报告、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最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直不苟言笑的张闻天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胸有成竹地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上纲上线。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报告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相当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