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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到遵义前他已靠边站了，但顾问的头衔尚未正式撤销，一开会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了。
博古住进四合院后，开始整理自己纷乱芜杂的思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他已听到部队对他的指挥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军事部署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但是前一段军情紧急，来不及对重大军事部署进行充分讨论。进遵义后，部队得到暂时的休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开会统一思想，总结前一段的教训，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要坚持不开会恐怕不可能了……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他深知这杆笔的份量，时停时写，写了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预备役的铺垫，已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支持你，可他顽固极了，跟老毛一个腔调。”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关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机问题，吴黎平曾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还对伍修权说过：“这个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不过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上的成熟。党内的路线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会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入歧途，但是如果党内斗争的结果不是增进党内的团结，而是引起党的分裂，使弱小的革命力量被敌人消灭，这就失去了党内斗争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选准遵义会议这一恰当时机，成功地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第三章 历史转折博古推卸责任，周恩来自我批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这是决定中国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黎平会议后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楼房的二层楼东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二十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墙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屋里生了一个大火盆，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朱德、刘伯承走进了会场，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博古、李德、伍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