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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 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 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 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