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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北京政府下令褒扬他再造共和的功绩，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后事，并给予治丧费2万元。
黄兴也于10月10日旧疾复发。他奔走国事，操劳过度，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北京政府授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他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富贵功名逼人而来，黄均坚辞不受。31日，黄兴在上海福开森路逝世，年仅42岁。
12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国会关于国葬黄兴、蔡锷两人的决议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黄蔡二公追悼大会”。
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成为要人，此是后话。
黎元洪就任总统后，调任农商总长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8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4人。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认为：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而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黎元洪也觉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 但向有“段虎”之称、骄横跋扈的段祺瑞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认为在前清时期，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袁世凯当权时，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袁世凯死后，是他把黎“提拔”到总统地位的。段要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总统，不愿做北洋军阀掌上的玩物，被人吆三喝四，只做一个盖印机器，于是，总统府和国务院无端生出许多事情来，这便是府院之争风波。
黎元洪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黎元洪指使幕僚，越过陆军部，直接给各省督军打电报，传达总统命令。段祺瑞指责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
段祺瑞的蛮横专制，不仅是黎元洪不能忍受，国会内许多议员也极为不满。国会中有一位反段的议员孙洪伊提出了“以冯制段”的策略来，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祺瑞。冯国璋原想取袁而代之，但没有做成总统，心想退一步得一副总统走着瞧倒也不错。段祺瑞也有他的小算盘：如果冯国璋到北京来做副总统，离开了他的地盘，反倒便于控制，这样北洋派的领袖就非自己莫属了。
冯国璋在10月30日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向有“冯狗”之称，善于观测风向，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依然呆在南京，静观政潮变幻。
黎元洪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总统职权，但他手无实力，所能依恃的只有与他继任总统地位俱来的国会，而国会并不统一，党派政争极为激烈。原进步党一面高唱“不党主义”，一面组成两个团体，一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又合二为一，统称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国民党方面，有张继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出组宪政商榷会。内中又分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三系，后又由三系演变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四派。不久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合并为民友社。研究系完全支持段内阁；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为内阁阁员，也倾向于维持段内阁；民友社和益友社算是“商榷会”的左翼，主张倒段，当时左翼占据国会优势。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冲突的根本性质，是政治权势之争，却也反映了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抗争。
段祺瑞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依恃段公然蔑视总统。他又专断越权，引起府方人员和许多阁员不满。
府院之争多发生在任免官吏问题上，黎、段在用人路线上有分歧，一般说来，黎倾向用新派人物，对帝制派分子坚决不用。而段祺瑞则乐于用旧派人物，排斥新派人物。时人评说：“府为新派所依恃，院为旧派之护符。”
一日，徐树铮不顾国务院调解龙济光部与李烈钧部武装冲突的决议，擅拟粤、闽、湘、赣四省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到总统府盖印，遭到黎元洪拒绝。徐胆大妄为，径直以国务院名义电令四省会剿李烈钧部。及至江西督军李纯复电“无兵可调”，只能担任防守赣、粤边境等语，阁员们才知道徐竟私自擅发军事命令。内务总长孙洪伊当面指责徐越权，徐仍强辩。
孙、徐二人经常在国务院会议上短兵相接，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致使孙愤而提出辞职。
黎元洪得知孙洪伊被迫辞职，异常气愤，特将孙召进总统府，温语慰留。孙洪伊得到总统支持，气势更盛。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本来发生在徐、孙之间的争执，发展到内务部与国务院的冲突，又演变至府院冲突。双方冲突多日无结果，院方索性破釜沉舟，拟就“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由段祺瑞单衔副署，徐树铮送府盖印。黎见命令，不禁震怒，咆哮道：“你们说的话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
段祺瑞亲到公府，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拒绝。
段愤然宣称，如再不肯免孙职，即请总统免我职。
孙洪伊是“韬园派”首领。“韬园派”议员数十人在国会提出办徐树铮案，列举徐“蒙蔽总理”、“侮蔑元首”、“伪造文书”、“擅发院令”、“擅专军令”等七大罪状，还酝酿对内阁总理段祺瑞提出弹劾。 政局出现一片混乱。最后由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结果以孙、徐去职结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政争终于在1917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程度。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7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迄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月4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段与黎展开了一场舌战。段以不耐烦的口气告诉总统说：“内阁已通过对德断交一案。”
黎声色俱厉地说：“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
段冷笑一声：“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总理我没法干下去了！”说罢扬长而去，当晚出走天津。
黎元洪只得让步，他请冯国璋出面调解，并表示说：“外交问题，就听段祺瑞的，但以国会的意见为准。” 段回到国务院办公后，国会又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黎元洪对外交问题态度消极，抱定主意，依恃国会，冷眼旁观，一旦时机来临，即推翻内阁，段内阁一倒，对德问题即好解决。他设下“隔岸观火”计。
段祺瑞在对德绝交案通过后，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各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他要求均遭否决。
由于上述情况，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