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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清晨，工人们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被26军占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上海总工会派人和白崇禧交涉，但他们吃了个闭门羹。怒不可遏的总工会当即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20多万民众包围了26军龙华总部，白崇禧依然不肯露面。
4月13日，大雨倾盆。10万多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完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2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的26军士兵突然发了疯似的奔出来，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顿时，惊呼声、惨号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宝山路立时变成了血海，人们争向奔逃。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这便是惨绝人寰的上海“四？一二”血案。
次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14日下午，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几天之内，又有共产党人1000多名被拘捕。随后不久，陈延年、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员被捕后又被秘密地用排枪杀害。恐怖在蔓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在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大规模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陈尸街头。广州被捕者近千人，死伤者数百人。
第一章 三权鼎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出，武汉怒吼，全国震惊。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严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所部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党部、黄埔军校学生和各民众团体都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民党政府拿办蒋介石之命令。4月22日，宋庆龄、吴玉章、林伯渠、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何香凝、徐谦、汪精卫、朱培德、顾孟余、谭平山、于树德、经亨颐、恽代英、彭泽民、孙科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
4月23日，30万人在武汉召开大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又开始酝酿下一步的反革命计划，把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召来南京。张静江、白崇禧、蔡元培、吴稚晖等均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来到南京。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谈话会，决定全面清党和奠都南京。17日内容有：1．法的性质、定义、概念。比如法的正义性问题；，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府，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宁、汉对立的局面终于形成。从此，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中央政府，出现了3权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暗中加紧同英、美、日帝国主义勾结，并通过帝国主义谋求与张作霖的联合，双方互派代表，共同进行协商，联合起来反共反苏。南方的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亦不甘落后。3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由汉口经过浦口时，与同行的苏联通讯员3人被直鲁军捕去，尔后解往北京审理。张作霖在北方开始捕杀共产党人。
4月初，李大钊避居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经常在夜间写文章，作报告，被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也。”认为“道”与“象”一体，道寓于象中，两者不可分离。，并通过法国使馆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通知张作霖。4月6日，张作霖指使奉军、警察厅出动数百人，强行搜查苏联大使馆及俄国兵营，捕去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革命人士35人，李大钊也被逮捕。除苏联大使馆外，中东路局驻京办事处及远东银行也被搜查，奉军乘机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奉系军阀和教唆者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再谈国际公法、“条约神圣”、“使馆界不可侵犯”的鬼话。许多洋人围观称快，有的摄取镜头。
搜查俄使馆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和苏联代办提出抗议，对此，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敷衍道：“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这句话传到北京，生平最忌别人提“土匪”的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骂：“外交人员怎么如此混蛋！”吓得内阁总理顾维钧急忙发电严斥郑延禧：“何得不问情由，擅发荒谬议论。”张作霖本要撤换大发谬论的郑延禧，但又怕苏联乘此承认南方政府而不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苏联代办切爱尔尼克率全体大使馆官员30余人回国。
张作霖在法、日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组织了一个军事特别法庭，派何丰林为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为主席法官，4月28日判处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郑培明、莫同荣、李昆、姚彦、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莫华、吴平地、陶永立、方伯务、李银莲（女）、张挹兰（女）24人以绞刑，即日执行。另有4人被判处12年徒刑，6人被判处2年徒刑。李大钊临刑神色不变，和他一同牺牲的同志也都表现了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
李大钊等20余人遇难的消息传到潼关，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放声大哭，他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追悼活动，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左臂带黑纱一周。冯在电文中说：“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冯玉祥在电报中号召全军继承李大钊等革命者未完成的事业：“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20位同志未竟的志愿”，“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冯在潼关为李大钊等20位遇难者树立一纪念碑，用诗歌形式撰写碑文。
冯玉祥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时曾通电营救：“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禀承帝国主义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30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
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两面夹攻之中，蒋介石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湖北。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四川军阀杨森。在经济上蒋介石和各国帝国主义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物资封锁政策，国内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武汉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日用品缺乏，失业工人人数骤增，5月间，武汉市失业工人达12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已开始自动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月15日到达汉口。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连电催陈独秀去武汉。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汉口，陈独秀是最后一个到汉口的。 陈独秀到达武汉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机关在汉口四民街61号临街的一幢三层楼洋房内，中央5位常委都住在那里，陈独秀的办公室由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3人组成。任作民、任秀兰是任弼时的弟弟和妹妹。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们苦心焦虑，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月2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